明代后期《中庸》学中的中和思想强调了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与和谐，人与自然是有机的统一体，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平等性、和谐性。这就要求人们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再是自然的主宰，人类对于自然没有高高在上的特权，只有与自然相融合，人类才能成为自然的一员，这样才能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真正的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价值是事物或现象(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事物或现象)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被主体认为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就是有价值的”。这种观念把人的需要当成了衡量客观事物价值意义的标准，对人有用的才有价值，相反没用的便没有价值。在这种错误观点的指导下，人类对大自然进行了毁灭性的开发，结果导致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环境污染等问题直接威肋、到了人类的生存。《中庸》的观点认为:自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本身能够“承载”，自然界是一切事物的载体，是客观的，自然本身的价值与人的评判没有关系。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两者互不相害、互相利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使人与自然界形成和谐的局面。《中庸》思想启迪人类，对自然环境要像爱你自己那样来爱护，这样人类才能持续的生活在地球上。
《礼记》载孔子的话说:“教而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以“制中”为用，所以又称“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记载孔子回答“子路问强”时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朱熹作了重要的发挥，他解释说:“宽柔以教，谓含容器顺，以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夫子以是告于路者，所以抑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
张居正在《四书集注阐微直解》中也对《中庸》中“礼”做了细致的讨论:“礼是亲疏贵贱相接的礼节。尽制礼作乐是国家极大的事体，必是圣天子在上，既有德位，又当其时，然后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齐万民之心智。”由于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本、以德服人，因此对于那些与《中庸》中思想相违背的的“怨”、“恨”、“仇”等思想，也主张用道德力量去感化他们和克服他们。这种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中庸》思想的极大表现。但《中庸》思想也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在李赞看来，孔子的“以直报怨”至公无私的，所以，对于怨恨等态度，我们不能容忍和姑息，应该用刚正不阿的姿态来对待事物，这才是儒家“以德报怨”的原则。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和”的思想，使《中庸》思想更加完备。
《中庸》中的和谐思想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过犹不及将行为限制在社会伦理所能接受的范围内，真正地把握“度”，这样才能对改善人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挥。公平、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得到妥善协调，所以公平的规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中庸》思想更加有利于公平的规则得以建立和实施。将诚信作为重点，使全体人民平等友爱的融洽相处，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内外的和谐一致。
当然，和谐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社会，和谐不是一个终结点，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清除不和谐的因素，妥善处理不同的矛盾，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中庸》思想能够把握和谐社会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中全面的把握其中的联系，才能等有效的促进和发展和谐社会。因此，《中庸》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基础，明确的把握《中庸》思想的精神实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能不断的增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明后期的史学，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大升华作了铺垫。《中庸》学在明代的发展可以说是在理学的基础上出现了创新，但并没有脱离理学的影响，随着理学权威的树立及制度的变化，理学思想向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中庸》学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生活习俗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余波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