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既是儒家的处世之道，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原则，一种思维方法。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言:“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从方法论来讲，就是做事的折中调和，不跨越事情变化的临界点。子思作《中庸》，以“中庸”作为君子的修身之道，云以“中庸”作为方法论，其难得之处在于长期的坚守，“中庸”这种道德，一般人连一个月都不能坚守。
这是因为“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难于达到;另一方面是囚为这种方法论难于掌握，尤其是面对不断变化的事物，怎样把握“中”这个点，着实让人困惑。行事用“中”，其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和”。《中庸》以“中”作为行事、修身的途径和方法，那么“和”就是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这个“和”就是事物最圆润，最厚道的状态。
例如，在刑罚上，子思主张“大罪诛之，小罪赦之”，这就体现了“执其两端，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大罪诛之”是保持刑罚的威严性，“小罪赦之”是为了避免刑罚的泛滥，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刑罚”处于一种威慑而不伤民的状态，这当是刑罚最理想也最本质的功能。
穷源反本
《论语·子张》篇记载子游批评子夏之门人过于纠结细枝末节，主张重本的方法论。子思曾学于子游，这种思维方法论在子思身上也有所体现，无论是在修身、教民还是行事上都可以看到这种重本情结。从新出土的郭店楚简看，子思的重本情结相当浓厚。《成之闻之》云:“是故君子求诸己也深，不求诸其本而攻其末，弗得矣。”
攻诸其末而不求其本身，不注重事情的本源，不回归本体对其修身来说便会无所得。“本”是事物的本源，是事物形成发展的主体。修身的“本”就是要从自己的“身心”出发，由内而外，持之以恒，方能达于“道”。
《成之闻之》一篇中，子思用了大量的言论，论述君子修身反本诸己的重要性。如简文载:“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
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穷源反本”不仅是在修身上，在其实践和法律操作上也同样实用。例如，《孔丛子.抗志》篇中曾记载子思评价卫君执政之绩，子思答曰“无非”即“无诽”。其理由是朝廷之上，没有敢指出卫君过错的人。
卫君醒悟，表明要改正其过错，但子思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怪者，临其事，必疵。君虽有命，臣未敢受也。”在子思看来，不能反本诸身，从内心上悔悟，也是不能彻底改正过错的。
子思虽主张“反本诸己”，从人的本心出发，但并未忽略末端的执行。《孔丛子·杂训》篇记载鲁穆公询问子思应如何为政，子思曰:“顾有惠百姓之心，则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也。毁不居之室，以赐穷民;夺璧宠之禄，以贩困医。无令人有悲怨，而后世有闻见，抑亦可乎?”有“惠百姓之心”，这是本。
“除一切非法之事”这是末端的执行。仅有“心”，而忽略了末端的实践，也是子思所不齿的。“穷源反本”作为一般的思维方法论，不仅在修身及实践上可用，延展至其它方面，如用人及法律层面都可以通用。
从材料来看，社会民众之所以违法犯罪，刑罚威慑猖行，其根本原因是“上之弗身”。治民者失其德，就失其根本，违法作乱从生，为上者又诉诸于战与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故简文言“战与刑，人君之坠德也”。若是君主修身以德，则百姓竞相跟从，这才是避免战与刑的根本之道。统治者洁身自好以率其表，以身教之，反本穷源，才能使民众有良好的道德意识，减少犯罪的发生。
“赏与刑，必由其道”的司法主张
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论述过子思对于赏刑手段的重视，“赏与刑”一向是作为法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子思对于“赏与刑”这种立竿见影的执政手段，也给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