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牛①有疾。子问之，自牖②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①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鲁国人，孔子的学生，有德行。孔子任鲁司寇时，冉耕曾任中都宰。②牖(yǒu)：窗户。
冉伯牛病重，孔子去探望他，从南窗外握着他的手，说：“没有行得此病之道呀，这是命吗？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病啊！”
学问之道，对自己的出处做得主人，对自己的生命也要做得主人。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非以其道而得之，不去也。
尧有不孝的儿子丹朱，舜有不孝的儿子商均，孔子晚年丧子，弟子颜渊也早死，这都是天命。《礼记·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伯牛，姓冉，名耕，字子牛，孔子早期弟子，以德行与颜渊、闵子骞同列孔门十贤。有人说他就是犁牛之子冉雍的父亲，犁者，耕也，所谓的犁牛者就是此老人家。
《史记》说冉耕有恶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命矣夫！’”
伯牛之疾，汉儒以来，说法不一，莫衷一是，有人说是癞，有人说是麻风病，有人说是冬季里得的热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够由于探讨到底是什么病，而忽略了《论语》编排本章的用意，和孔子探望伯牛之疾的重点。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补充一下相关方面的基本知识。
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肉体生命的正常周期，没有谁能够逃避。但是，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有其独到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明产生之初，就是将人天作为一个整体来立论的，中华文明的始祖伏羲氏仰观俯察形象化地以鸟兽命名的天体星象对应地面季节气候的变化时，不仅把人体本身作为测量的仪器和依据，而且，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人体及人体的生命规律和生老病死过程深入认识的科学实验，并且，这个过程中，把人放在整个宇宙的全体之中来考察，建立起了宇宙是大人体，人体是小宇宙的模型系统，这就为后世孔学及儒家的大人思想提供了自然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大人(如易系辞所言的大人)观念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不仅是孔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直到周公建立起的孔子述而不作的郁郁乎文哉的完备的周礼系统为代表的文化体系，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老子的道，诸子思想，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更是这样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把握这一核心。否则，就会迷失在万宝宫之中。
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生命由性体和命体共同组成的，其中的命体，相当于现代所讲的物质能量代谢系统，所谓的身；性体，相当于人体的精神信息系统，是他的高级部分，所谓的心。二者相互作用，身心合和，组成一个健康的完整生命体。性体得之于天，在孔子时代称之为命，天命之命，此命有别于性体命体这个生命之命，是天地整体的全息。性体摄持命体，使命体从属于天地整体之中，使之既能够先天地顺乎自然的运化，又能够具有后天的独立性，后天与先天相互转化，最终复归于天地之总体之中，所谓的仁、所谓的道、所谓的佛，都是与此相关的概念。命体的代谢功能提供性体运营所需的物质能量转化，是性体与天地整体的信息系统相往来沟通(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物质基础；性体反过来又可以作用于命体，调整命体与天地整体的平衡。
《黄帝内经》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体之中，身病好治，心病难医。佛经《小止观》：“形疾有三，风寒热病，为患轻微，药石可医；心有三疾，患病深重，动有劫数，受诸苦恼，唯佛良医，能为制药。”很好地说明了性体、命体的关系，以及性体命体出现错乱(疾患)后调整医治的关键要害。
由于语言的变迁和学术的需要，《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命，到了孟子的时代，《孟子》之中，就以性来代之了，也就是说，孔子所说的命，就是孟子所说的性，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性命之性，故而，本章中孔子说的“命矣夫”，就是指心性之病，而性体之病造成的病患深重，是于斯人心行紧密相连的，必须变化气质，除去拣择，常守仁境，才能够彻底祛除。也就是说，伯牛的病并不是简单的药石可以治疗的身体形疾范围的疾病，而是“斯人也”才有的“斯疾”，是他累世业力所导致的性体信息系统累积的心疾范围的疾病，如果能够在劫数与苦恼之中，保持自己的德行，不迁，不贰，观过知仁，则能够去掉拣择，还原自性的本来面目，由“斯人”而进入到“斯仁”的境界。
仁境即佛境也，伯牛虽然德行可彰，但是，仍然不能摆脱业力，就像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后仍然还要头痛三日，偿还宿往业债，面对这时的释迦牟尼，孔子依然会说“斯人也，而有斯疾”!
“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这是修养德行成就道业的共同不贰法则。
中国文化传统中口传心授、代代累积的传承方式，决定了传世的学问并不是出自于一时一人之手，要经历数代、数十代人代代的经验累积和心力加工，成书之日并不就是学问才诞生之时，学问从诞生到成熟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要早于成书的时间。
传统医学与养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之一，至少神农尝百草就已经肇其端始。医易同源，易记载的伏羲氏“近取诸身”，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黄帝更是通于医道的圣王，孔子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对此没有造诣。《黄帝内经》更是明确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之说，望闻问切、观手望气这样的诊法，虽然这些未必就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但是至少已经具备有一定的规模，对于多能鄙事，“十世而可知也”的集中国文化大成的好学孔子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况且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
孔子对伯牛“执其手”，显然是有事情要做，对于病患中的冉耕，当然是拿起他的手来仔细地看，如果孔子认为有必要，再进一步的切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传统医学的重要方法。
好了，我们能够理解执其手，那么，接下来就是在什么地方执其手了，本章运用史家纪事笔法，微言大义，简洁而详尽，两个字，“自牖”，户牖的牖，就是窗户，古人居室，北墉而南牖，墉为墙，牖为窗。我们知道，虽不至于到一箪食、一瓢饮的地步，但是，伯牛身世也很寒微，又是一个卧病之人，家里卧榻一定也是相当简陋，临窗向阳而卧，也符合护理卫生。我们现代人去看过中医的，常能见到中医把脉时要用一个脉枕放在被诊者手腕下，便于医者观察脉象。孔子去看伯牛时，因其陋，就其简，选择了窗台这个位置，把他的手安放在窗台上，或者是拉他的手就着窗口的光线，观察手相脉诊，这一过程用史书纪事笔法就是“自牖执其手”。
孔子诊察的结论是：“亡之”，没有，就是病的根源不是风寒热引起的形疾类疾病，而是“命也”，性体之病。然而，就冉耕的德行，并不是他学问修持的问题，而是宿往业力所为，这样，也就是只能随缘消旧业了，所以孔子感慨“斯人也而有斯疾”，要伯牛勇敢承当，不必依托于外境，在心境上不要妄加拣择。
孔子问疾，决定不是简单的礼节性探望，而是寓教于中的诊问，如果说佛是大医家，大教育家的孔子当然也是大医家，而且不止是医国的上医，更兼是医世的上医，可贵的是他是从医人入手的。
至此，关于这一章，汉儒以来两千余年的悬案，可以有一个明了地归结。
程氏引《论语俟质》：“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执其手者，切其脉也，既切脉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程氏按，“乡党篇云：‘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是夫子知药之证，江氏切脉之说是也。”
孔子杏坛讲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