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所体现的德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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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了历代儒者们的入世道路和人生理想。这三点本是出自《礼记·大学》,主要是论述自我修养、整顿家庭、治理国家三者之间的的关系。个人的道德修养受到历代儒生们的重视,因为无论是整顿家庭还是治理国家,都是由作为个体的人去完成的,个人是德治的基本载体。而作为德治精神载体的个体,又可以分为三类,即为政者、士、民。对于为政者,他们的范围比较广,上到国君、诸侯,下至各级卿大夫。他们承担着治国的重任,是实行以德治国的主体,所以他们首先要具有崇高的美德风范,才能去治理臣民。简言之,就是必须要以身作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认为统治者除了正身外,还要具有其他的美德。其实,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孔子也一直以人为追求目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这段话中,孔子阐述了仁的五个具体方面,加上前面的“正身”,就可以归结为统治者应具有的品德了。孔子深知如果为政者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会对民众起表率作用,所谓上行下效,进而也会使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而继孔子之后的孟子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的表述。汉代的贾宜亦指出:“君能为善,则吏能为善;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新书·大政)。总之,为政者是臣民效仿的榜样,推行德治,必须让贤者或君子居于统治地位,为政者个人的美好品德能够对民众起到道德感化的效果。社会稳定与否,取决于民风的好坏,而民众对德行导向取决于为政者对德行的态度和自身的表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为政者对亲人厚道,不弃故友,民众就不会淡薄冷漠。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只要统治者能自觉地行仁义,民众也就会跟着做仁义之事,社会风气就会好。孔子深知上层风气对民众生活风气的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把为政者的道德比作风,把民众的道德比作草,风往哪吹草就往哪倒。但是,《论语》的德治模式中,儒者们对为政者德行的要求过于理想化,过于高,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当时统治者排斥德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所要具有的品德,即民德的表现,就是要使其成为执政者统治下的顺民。因为在《论语》所体现的德治模式中,民众是德治的客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孔子一直都提倡中庸之德,因为在孔子看来,中庸体现的一种道,道是本原,德是外在表现,所以,孔子希望民众们都具有中庸之德,成为顺民,以早日实现他所追求的大道,他曾感慨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也是孔子理想与现实的极大差距,也是孔子德治思想无法在先秦时得以实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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