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经典之《中庸》之十六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关于人的总体性，《中庸》第二十六章阐述了动变、发展原理，动变发展原理是人的个体的、主观性的发展根据。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王，就是这个道理。
於乎不显，岂不显！内在的，必然会表现出来，表现是自我特有的客观性。与天道合一，“不显”和“不已”就是必然。纯亦不已，正是与天道合一的结果。
文王就是这样的个别性，是修身成仁的典范。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不见而章，不动而变，为天道；圣人与天道合一有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体自然，尚未分化，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人事。人事“待其人而后行”，是以人自身为中介的过程，圣人修德成仁在人事上才有最完善的、发展的形式。
按照古代先贤的认识，道德对自然的关系还是潜在未显现的，或者说已经不是直接的，这在古人的行为上也表现出来。在文化已经发展的阶段，在实践上和认识上，祭祀和崇拜都是在对天施加一种影响，影响不是直接起作用的东西。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那些直接的东西只是否定的东西，只是一个环节，而真理确是统一，至德才是一切的基础和根据。一切统一于至道，至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趋向之点，从那一点，现实事物区别、分离自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尊卑上下，因此都有了根据。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节前几句是君子修身之事。
国有道，国无道，无道而后有道，迈进若循坏，这是现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在个人主观性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特殊性。下面第二十八章对此又有进一步说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人是有的，因为人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而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以凝缩的、改变了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的特殊性之中，在我们的特殊性中起作用。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德和位，在小人，分离是常态。即使大德和至尊之位，也是可以分离的。
——孔子时代已经不同于圣王时代，
——圣人孔子素王。
“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朱熹说：“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天下统一，首先，是地域面积的改变。量的改变也包涵着质的转化，其中内涵只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容，是历史过程内在的精神。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杞，夏之后。夏，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起始朝代，经过商朝到周朝，夏之体制、精神在杞已经逐渐消亡，留下来的仅仅是经过两次朝代更替之后的改变；或者说两次朝代更替，对杞来说，是其实在、特性消逝和产生的本质。
宋，商之后。体制、精神的改变，在宋，却是朝代更替的现实。在宋，我们能看到改朝换代后，原来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新朝的一切变化，所以孔子说，殷礼，有宋存焉；但是，这里存在却是变化的结果，由反思而得，依赖于商周两代比夏更高级的文化发展。
殷礼的改变并不同于殷时夏礼的改变。小国寡民，大概符合夏时的状况吧。商时处于发展阶段，周时却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由于交往的频繁和各国各种力量发展壮大，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社会动荡更甚于前朝。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这是和发展进程相悖的，所以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寥寥数语，把朝代更迭、历史发展和个人主观性的关联讲得清晰透彻、深入浅出。
个人与现实发展的关联，普通人、民众以其直接意识从属于客观历史现实，孔子自己自道以学。
——自知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