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关于人的总体性论述二

学经典之《中庸》之十六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关于人的总体性,《中庸》第二十六章阐述了动变、发展原理,动变发展原理是人的个体的、主观性的发展根据。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王,就是这个道理。

於乎不显,岂不显!内在的,必然会表现出来,表现是自我特有的客观性。与天道合一,“不显”和“不已”就是必然。纯亦不已,正是与天道合一的结果。

文王就是这样的个别性,是修身成仁的典范。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不见而章,不动而变,为天道;圣人与天道合一有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体自然,尚未分化,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人事。人事“待其人而后行”,是以人自身为中介的过程,圣人修德成仁在人事上才有最完善的、发展的形式。

按照古代先贤的认识,道德对自然的关系还是潜在未显现的,或者说已经不是直接的,这在古人的行为上也表现出来。在文化已经发展的阶段,在实践上和认识上,祭祀和崇拜都是在对天施加一种影响,影响不是直接起作用的东西。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那些直接的东西只是否定的东西,只是一个环节,而真理确是统一,至德才是一切的基础和根据。一切统一于至道,至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趋向之点,从那一点,现实事物区别、分离自身。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尊卑上下,因此都有了根据。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此节前几句是君子修身之事。

国有道,国无道,无道而后有道,迈进若循坏,这是现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在个人主观性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特殊性。下面第二十八章对此又有进一步说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人是有的,因为人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而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以凝缩的、改变了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的特殊性之中,在我们的特殊性中起作用。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德和位,在小人,分离是常态。即使大德和至尊之位,也是可以分离的。

——孔子时代已经不同于圣王时代,

——圣人孔子素王。

“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朱熹说:“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天下统一,首先,是地域面积的改变。量的改变也包涵着质的转化,其中内涵只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容,是历史过程内在的精神。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杞,夏之后。夏,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起始朝代,经过商朝到周朝,夏之体制、精神在杞已经逐渐消亡,留下来的仅仅是经过两次朝代更替之后的改变;或者说两次朝代更替,对杞来说,是其实在、特性消逝和产生的本质。

宋,商之后。体制、精神的改变,在宋,却是朝代更替的现实。在宋,我们能看到改朝换代后,原来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新朝的一切变化,所以孔子说,殷礼,有宋存焉;但是,这里存在却是变化的结果,由反思而得,依赖于商周两代比夏更高级的文化发展。

殷礼的改变并不同于殷时夏礼的改变。小国寡民,大概符合夏时的状况吧。商时处于发展阶段,周时却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由于交往的频繁和各国各种力量发展壮大,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社会动荡更甚于前朝。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这是和发展进程相悖的,所以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寥寥数语,把朝代更迭、历史发展和个人主观性的关联讲得清晰透彻、深入浅出。

个人与现实发展的关联,普通人、民众以其直接意识从属于客观历史现实,孔子自己自道以学。

——自知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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