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03:39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本以英文写成，原名《TheGayGenius》，“GAY”现在有“同性恋”之意，苏东坡竟成了“一个同性恋天才”？其实主流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将“GAY”用以指同性恋，如《纽约时报》在年才最终接受“GAY”用以指称同性恋。林语堂在年便已去世，书名的字面意思其实是“一个迷人乐观的天才”，翻译时被冠以《苏东坡传》之名。此特点与《万历十五年》类似：黄仁宇同样以英文写成《，AYearofNoSignificance》，后来由他本人译成中文经编辑部润色出版，但林语堂却没有亲自翻译《TheGayGenius》。
搜集写苏东坡的其他传记时，竟然发现有经济学老师所作的。这是学科特点所致——这不是我愤世嫉俗的怨气，王小波在《时代三部曲·总序》中就有这样的观点：他（指王小波的父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王小波的父亲自己是文科教授但是他却不允许孩子学文科，有此看法的人并不鲜见，钱钟书《围城》在描述不务正业的方鸿渐时写道：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只有“无用之人”才去“文学系”，钱钟书这句话有意无意也讽刺了沽名附庸之人。
苏东坡作者在第一卷第一章便梳理比较了苏东坡在各个时期的基本状况：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滴。四卷以时间为序行文：卷一记东坡二十六岁前的事，即仁宗景祐三年至（~）；卷二记东坡二十六至三十四岁的事，即仁宗嘉佑六年至神宗元丰二年（~）；卷三记东坡三十五至五十八岁的事，即神宗元丰三年至哲宗元祐八年（~）；卷四记东坡五十九至六十六岁去世时的事，即哲宗绍圣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作者以三件大事将苏东坡一生分为四段。第一件事为母亲去世，第二件为乌台诗案，第三件是被贬岭南的惠州和儋州。
01丧事篇
本篇以东坡的父母、妻妾等五人和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堂妹为中心。东坡在嘉佑年间步入人们视野，几乎与东坡兄弟两人高中进士同时，母亲程氏未及听到儿子高中的喜讯便离开人世。这年是嘉佑四年。兄弟两人守丧两年三个月才举家迁居到京师。守丧期为什么是两年三个月？按照孔夫子“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的说法，守丧期应该是三年，但北宋实际的守丧期却是二十七个月，有的说是因母亲用母乳哺育孩子要27个月。（在整数上减去一些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元代杖责数目为整如“30”、“50”和“”，实际执行时只有“27”、“47”和“97”下，就是在原数上减去三，有说法是“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这既显示了对天地的敬畏，又彰显了人皇的慈悲。）
埋葬程氏的地方叫“老翁泉”，相传月明之夜有一白发俊雅老翁坐于堤岸，后来苏洵、王弗都是葬在这里。苏洵再未娶妻，并以妻子埋葬之地为号，算得上是个情种。东坡的妻子王弗比父亲苏洵去世时间早一年。王弗十五岁嫁入苏家，为东坡生下儿子苏迈，她二十六岁离世时儿子才六岁，她陪伴了东坡十年。东坡的这十年，有闻名于世意气风发，有文采飞扬笔洒雄文，也有南北雁行宦海浮沉，她陪东坡走过了十年的青春。
王弗是文学史中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甚至是“芸娘”一般的人物。书中写王弗的篇幅很小，这实在不足以写出王弗一生的精彩。文学史中有魅力的女人实在屈指可数，我相信此类人原并不少，可惜她们平庸的丈夫才华平庸不堪而没能将之记下，或是想象不足而未能将其夸张，最后只能金簪雪里埋。东坡词中有一首《江城子》就是在王弗去世十年后所写。在朝云去世后东坡曾经写了一首梅花词回忆（或说是悼念）她，两词相比之下，我觉得《江城子》更寄予深情——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儿残忍，东坡只是表达哀思，遣词造句不会想到参照《江城子》去为朝云写词，笔锋所写便是兴之所至。
东坡第三个去世的亲人是刚刚完成《太常因革礼》，只有五十八岁的父亲苏洵。眉山苏家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苏味道留在四川眉山的一支后人，苏家书香门第的气质从他们的名字就可看出。（这个问题在其他文章再谈）“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能如此并称的父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只有千年前的“三曹”了，一个家庭出现一位震古烁今之人可能有巧合的成分，若是出现两三位这样的人，这种巧合无疑呈指数下降了。苏洵在二十七岁时仍然有信心发奋读书，不得不说他两个已做官的兄长和他科举落第的现实的对比对他产生了刺激。处身优秀的家庭比压力更多的是幸运，苏洵的幸运成就了东坡兄弟的幸运，这股幸运到东坡孙子辈仍旧在延续。苏东坡在父亲亡故后将父亲和王弗的灵柩一起带回眉山，他在山坡上种植了三千棵树，书上甚至用“好大喜功”形容这件事。
王弗像也许记忆是一场高烧，思念是一次咳嗽。东坡王弗亡故不久便娶了其堂妹王润之，东坡续弦之速让人觉得他有点薄情。王润之虽是东坡生命中最风光的女人，但也是东坡妻妾中在后世知名度最低的（我是这么认为），王弗是结发夫妻更加上早逝之哀伤，足以让旁观者都叹息流涕，而后来的朝云则陪同东坡度过了一生最艰苦的岁月，更有“患难夫妻”的情谊，偏偏是中间的王润之，似乎是王弗的影子一般。王润之是对丈夫唯命是从的妻子，为丈夫做家乡的饭菜，悉心照顾着这个家的二十六年中还养育了苏迨和苏过两个儿子，并且视堂姐王弗之子一如己出。
东坡在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为官都是王润之陪着她，并且她在密州买下了十二岁朝云。在这二十六年中，东坡经历了一生最风光的时刻，也经历了恶毒的迫害，这是五味陈杂的二十六年。她仅仅享寿四十七年。朝云在东坡作密州太守时就以丫鬟的身份陪伴着他，那时朝云刚刚十二岁。东坡被贬谪到黄州的初期就将朝云收为妾，三年后，就是元丰六年（），朝云生下一个儿子。起名遁。
苏轼原来是四个儿子，为什么前面却说有三个呢？——这个孩子在十个月大时夭折于东坡第一次放逐北归的途程中。苏东坡也不是苏洵的长子，他还有个哥哥，也是很早就夭折了，若论排行，苏轼是次子，苏辙是三子。这个孩子夭折后朝云很是悲伤，“我泪犹可拭，母悲不堪闻”，朝云再没能为东坡养育子女。杀生之罪以杀卵为重，上天竟让这个孩子如此早亡。朝云是陪着东坡度过最艰难岁月的人。朝云可能是跟随东坡吃苦最多的人，在黄州她成为东坡的妾，三十五岁时在惠州死于瘟疫。她在咽气前还念《金刚经》上的谒语。
按照她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小山邻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东坡从此再也不去丰湖这个他以往最喜爱的野餐之地。书中说朝云是皈依了佛家，看来朝云是有信仰的，在我看来有信仰的人是比无信仰的人更加幸福的，无论别人视之为自欺欺人自我麻痹，或是封建迷信，有颗敬畏心让人谨慎有加，有颗依赖心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仁慈，有这两颗心不仅是物性的伟大，更是人性的光辉。
说了这个温暖的话题又不得不说“苏遁夭折”这个沉重的事情。夭折的孩子从新石器时代就有特殊的埋葬方式，郭沫若有首诗就是说半坡遗址埋葬夭折孩子的情况，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在今天的中国南北，夭折的孩子仍旧有着独特的埋葬方式，或者有的地方的埋葬方式就是“不葬”，而直接丢在野外。在印度有的地方实行“树葬”，在书上挖洞，将儿童尸体放入洞内，再密封。古今中外，夭折儿童的埋葬都非同一般方式。历史悠久的传统，大众随波的氛围，传统风水的影响之下，对生人的关怀超过了对夭折孩子的照顾。法律生发出“未成年人”的概念，社会的契约被推广到生死之事，殊堪痛哉！传统的惯性依旧有力。有人扰乱了某个葬礼都会激起雷霆之怒，但现在对取消夭折孩子入土为安的权利都无一丝反抗。不知东坡夭折的孩子苏遁如何埋葬，我渴望东坡可以别具一格些。
现在夭折的和以后将要出现的不幸的夭折怎么办？也许公共部门可以找个“风水大师”做過法的地方作为夭折孩子的公共墓地，这样才能打消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父母的忧虑。但公共部门即便肯提供土地，也不肯找“风水大师”的，和尚怎么能进道观。如此，则那些父母们就继续扔，夭折的孩子们就继续被扔，其余的人就继续看“扔”和“被扔”，都相安无事，有一点可以放心——夭折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提出异议。这是唯物主义。林语堂在书中提到一位东坡称之为“堂妹”的人，这让人耳目一新，但是材料很少，也许正是材料少才被人忽略吧。总之这是东坡去世前夕还记挂着的人，是拖着病体还要去祭奠的人，是为之在将亡的病榻上仍泪流满面的人。
02黄州篇
元丰二年（），苏东坡时年四十四岁，即将进入四十五岁——“四（十）五”和“死吾”音近，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比“七十三”、“八十四”更让人忌讳。这个谶语差点就在东坡身上应验，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如果东坡死于乌台诗案的迫害，那么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东坡可能只是一位“不幸的文字狱受害者”。若“时光是把杀猪刀”并不可惜，“杀猪”有什么可惜？可惜的是时光这把无情刀杀的是凤凰麒麟，卧龙凤雏未及龙飞凤舞便备受摧残多么可悲！
余秋雨万余字的散文《苏东坡突围》以极有文采有魅力的语言将此事写得详细明白。林语堂和余秋雨文章所用材料并无太多重复，如讲诬陷苏东坡的官员时，余秋雨列出了舒亶、李定、王珪、李宜之、沈括五人，而林语堂仅写了舒亶和李定两人。元丰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苏东坡在湖州被逮捕，此时他正在悼念刚刚去世的文与可，八月十八日被送入御史台监狱，二十九个友人遭牵连，在仁宗皇后亡后，东坡被仁慈地贬往黄州，这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监狱中度过四月又二十天的东坡在除夕才被释放，但他却未“吃一堑，长一智”，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一句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这是苏东坡对迫害的反抗。“此去声名不厌低”，东坡在黄州深研佛学，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名垂后世。
像屈原一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是无从诉说的。但东坡的那些诗究竟有无对皇帝的不敬，只有他自己知道。诗歌模糊的意象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谁又清楚他心中究竟有没有屈原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骄傲。屈原似乎有点不自觉地自私，他将自己高大芬芳的形象熔铸进中国文学的血液，将同时代的人都显衬得卑鄙，几代楚王都患了“屈原过敏症”吗？不被侯王重用定是其理不足以动人，而其情亦不足以感人。东坡也许是以似露非露的语言写欲说还休的情感，只是偶然被人添油加醋地“魔鬼化”，根由也许是敌人无知的理解，也许是东坡幽默的笔锋……这股恶风大概想让东坡“四十不惑”吧！
东坡在黄州亲自劳作，衣食自足，住在雪堂和临皋亭。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但林语堂在书中写道：失去人间美好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这是林语堂的自我发挥，但快乐这种情感时刻体现在东坡心头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东坡晚年写的和陶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黄州时期定是东坡对田园诗歌理解的重要阶段。东坡有“桃李不言”感召力，“高山仰止”崇高，总之落难的东坡身边围绕着一群朋友。这种人格魅力足以让人不畏罪责而接近。种菜、写诗、生孩子、交朋友等，他一样也没落下。皇帝将东坡调往汝州时，东坡甚至因不想离开艰苦的黄州而犹豫不决，但最后东坡以为这是皇帝的好意，才没有请求留在黄州，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此心安处是吾乡矣，任去来兮。
03杭州篇
若把乌台诗案比做敌人射伤苏东坡的毒箭，将远去岭南的长路看成逼死东坡的素帛，在这软硬兼施的手段之间，东坡在任杭州太守的前后经历了一个高歌猛进的时段。杭州时期之前的东坡经历了人生最风光的时段，那时候他官级猛升，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几乎要成为宰相，子由也官至尚书。敌人十分恐惧，便将嫉妒心也好，“为国为民”之心也好转变成的戾气撒到东坡身上，东坡不愿争论，自求外任。人生如戏，在被王安石派冷遇而贬为杭州通判十八年后，苏东坡以太守的身份回到杭州，此时其地位之高可以和皇太后保持良好的关系，或说形成了“友情”。
这些条件都为他在杭州这个他认为前世来过的地方做出政绩做了铺垫。修缮谷仓、城门，治理西湖等工程都得到了皇太后的支持。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最著名的是治理西湖。而东坡给出的治理西湖的原因第一条却是怕鱼类遭殃——这是佛家的善心。以前不知苏堤是为何而筑，书中给出了答案:变废为宝，疏浚西湖的水草淤泥无处安放才催生出在湖中修堤坝的想法。苏东坡可能想要超越前人，所以他不仅解了燃眉之急又实施了治本之策:西湖沿岸种植菱角，农人负责按期除草维护。
做杭州太守时期的东坡是焕然一新的，“新”在何处呢？以前的苏东坡以华美的诗文名动天下，现在东坡真正自己独当一面施展自己的才华造福百姓，在徐州和密州他也做过太守，但那时的内外原因未提供给他适合的平台，这时的东坡以实干家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这从上面列出的东坡在杭州的作为就能得到证明。但元佑六年（）二月，东坡被调离杭州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苏堤春晓苏东坡一生中的诸多经历都富有戏剧性，有善恶有报的痛快，也有让人略显尴尬的境况。元祐元年（）四十九岁的苏东坡官职经屡次升迁至中书舍人时，为皇帝草拟了三份有趣的诏书：第一是褫夺李定的官职；第二是贬谪吕惠卿；第三是追赠王安石以荣衔。这三人都是东坡的“敌人”，也许东坡不会这么想，但是他们之间的事情都是不愉快的。
如李定，他是造成文字狱“乌台诗案”的急先锋，李定甚至欲斩首东坡，抓捕东坡的官吏也是他挑选的；东坡于王安石的矛盾尽人皆知，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党羽，说是“党羽”丝毫不是污蔑王安石——林语堂是王安石的黑粉——但是林语堂没有攻击王安石的个人道德，而是认为王安石缺乏推行变法时没有合理的策略。东坡将追赠王安石荣衔的诏书恶作剧了一番，将文章写得明褒暗贬。曾经迫害过或有过争端的三人的命运都在东坡的笔下见证，真是“人生如戏”。还有“人生如戏”的情节在后面会提到。
元祐四年（）苏东坡去杭州作太守时，子由已官至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此年冬季，子由以特使身份出使契丹——这让人想到南宋范成大出使金朝不辱使命。但是子由出使的事情并未记入《宋史·苏辙列传》中，细想来子由出使确实没有范成大出使时情况危急，乾道六年的南宋山河破碎、君臣蒙羞，范成大冒着“啮雪餐氊，理或有之”的危险而受命，子由出使是为庆贺耶律洪基的生辰，相比之下就缺少悲壮的情怀。“使者”往往冒着极大风险，“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是双方的君子协定，但小人无需遵守，若使者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就可能被杀头汤镬，甚至要到北海去牧羊。要么荣归故国，要么客死他乡，就像是易卜生那句著名的话：“AllOrNorthing.”难以得到“中庸之道”的救济。
苏辙像东坡归京便受到连串的攻击，他又请求外放为官，这次他去了颍州和扬州。杭州时期应该是东坡最高兴的时段了，为百姓做事，而且几乎每件事情都做得成，做得好。东坡之于杭州，似曹雪芹之于江宁；东坡之于西湖，似白蛇之于断桥，西湖会记住他，因为“水方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篇，也因曾挥洒的汗水。
04惠州、儋州篇
这是东坡一生的最后阶段，这七年的格调都是灰色的贬谪，在东坡生命的最后，才让他获得了些许慰安。进入“绍圣”，两个女人去世后，东坡便开始了晚年的飘零。
这时他还有七年时间。朝云去世后，东坡至死再没娶妻，这样看东坡潇洒背后应是放不下的、是孤独的；而皇太后一亡，政治上再无偏爱东坡的当政者。苏东坡以前的朋友章惇凭借类似高俅的伎俩而荣登高位，组织朝廷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元祐党人”疯狂迫害，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甚至已亡的司马光都差点被开棺鞭尸。曾开口反对王安石政策的，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又树立“元祐党人碑”，后来，元祐党人碑上有名字的人的后代无不以此为骄傲。
书中介绍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历史上多的是老子英雄儿混蛋，但范纯仁在气节上不逊其父。范纯仁为年老多病的友人吕大防单枪匹马地挺身而出，最后本无灾无难的他也被贬谪到南方去了。读到这里不得不停下赞叹范家，上面曾经说过“生在一个优秀家庭”的事，一个人的不同凡响只是一鸣惊人，是会再而衰，三而竭的，若一种气质融入一个家庭就变成了家风，家风能串古今、贯未来，即便出了个“举世非之”的人物也不会改变这个家族的整体走向，甚至其人会成为经典的反面教，似乎能告诉家人：看！即便是我们家，不接受家风教育也会成为朽木烂泥！——而这更增强了家风的感召力，增强了人的自豪感。何为富贵之家？此之谓也。
再说东坡，东坡被贬都获得了“第一”的待遇，可见敌人有多“尊敬”他，这个噱头若在今天一定能上头条或热搜：他是被贬岭南的第一个人，调充英州太守，其罪名仍是那些陈词滥调，如蔑视先皇之类。或许章惇还不解气，东坡一路向南，贬谪的命令也一路追赶，三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哲宗绍圣元年（）十月二日东坡到惠州。在惠州他闻上好的檀香，喝香醇的桂酒，建房子，陪在他身边的是朝云和两个小儿子，但不幸的是朝云在此地死于瘟疫。有了被贬黄州的经验，东坡对此安之若素。
东坡在儋州由长子苏迈陪同，父子两人常“相对如两苦行僧尔”，但这也有了时间一起读书，长子苏迈是东坡儿子文艺成就最高的，这与他同东坡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不无关系。书中所写的父子两人读书的所作所为似乎有点“骇人听闻”：抄写《唐书》《汉书》，而且这些古史的每一行都记得——什么书能够得到这样的读者实在是幸运，没有浪费任何养料。东坡正是做到了常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才能拥有如此才华吧，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相信。直到哲宗去世，那个字写得好、画画得好的皇帝徽宗继位，太后短暂执政时，东坡才能北归。去时，伴随着一路向南的是贬谪的命令；现在，陪伴东坡一路向北的是给与自由与升官的诏书。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冬寒料峭，东坡穿越大庾岭，一路向寒，也一路向暖。他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为此地写下不少诗篇，江西赣州（东坡时称虔州）的“虔州八境”之名正是东坡所成就，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城市八景，现在章贡二江合流之处的八镜台中还悬挂着黑底金字的东坡《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和《虔州八境图后序》两文，而在辛弃疾笔下的显名的郁孤台，其实东坡早已为其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赣州八镜台中的两篇序文我是见过的，总觉得《虔州八境图后序》写的太少，后面的注的是“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苏轼书”，这是东坡被贬岭南路过时所写，内容也是围绕十七年前的那篇序文和友人孔宗翰讲起，序文充满哀伤，东坡甚至不愿多写了。
江西赣州八镜台东坡第一次提出城市八景——这个说法未经证实，但我愿意相信，这是个突发奇想就能成为亮点的人。但这个“第一”的头衔，鲁迅先生曾经表示过不满，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曾写道：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已不再“！”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
鲁迅对此事颇有微词，甚至觉得这是个“恶习”，但过错当在于众多的人东施效颦，多好的东西和情感超过了“度”都会被人诟病。东坡一路向北，遇到了一件尴尬事。他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敌人宰相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是苏东坡为主考时期亲自取的第一名，而他的父亲章惇后来也被贬谪到雷州半岛——他曾经贬谪苏东坡到这个地方——这也算“人生如戏”的情节之一。章惇的儿子到海南看望父亲时，东坡已被赦北还，这位门生踌躇再三也不好意思见东坡而只写了一封信。
赣州八镜台刻《苏轼虔州八景图并序》赣州八镜台中所刻《苏轼八境图后序》东坡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老百姓沿路在运河两岸欢迎。但是病来如山倒，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便与世长辞了。现在的常州市还有东坡公园，甚至有人考证出东坡一生曾十一次到常州，无论确否，常州都是热爱东坡的人应去的重要一站。我最想了解的是东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什么样的心情！东坡比杜甫幸运，杜甫也是满心北归，但无奈病在了洞庭湖的舟中，在湖中写下绝笔诗，病死在洞庭湖，东坡至少还有安稳的床榻，还能够将儿子叫在床前叮嘱后事，那样的离开应该是安详的。东坡算得上生有幸，死亦有幸。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