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什么意思？
关于“知”后要践于“行”的观点就儒家而言原本是一个常识。《中庸》早就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学习之后要笃行。如果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解为“理论必须应用于实践，理论和实践必须相统一”，那么王阳明郑重其事地提出“知行合一”不过就是重复了一个常识性的观点，这岂不是一个笑话？
朱熹更是早就多次论述知行并重，甚至强调行重于知。“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学得多不如理解并掌握知识重要，理解掌握知识不如在实践中运用它），“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和行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犹如有眼无足不能走路，有足无眼就看不见路，知在先，行在后，知为轻，行为重）。很明显，他更重视行的意义。朱熹甚至还提出了能行之与否是衡量知之真伪的标准。他说：如果知而未能行，“然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就不是真知，真知没有不能行的。
从朱熹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朱熹才是强调“理论必须应用于实践，理论和实践必须相统一”这套理论的。
我们都知道，王阳明关于知行的观点和朱熹的观点是相左的，那么问题来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熹的“知行相须”究竟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朱熹认为知和行是两个东西，所谓“知为先”。，“行为重”，而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一个东西，“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这个区别大吗？这个区别太大了，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区别！
佛教义理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中道，不住“两边”，意思是超越无分别、无对立、无差异，这才是正见，才是达到至道。在以佛法看来，事理不二，性相一如，说的就是心和物的关系，也是知与行的关系，他们是无差别的。祖师们常说：“空即是色（物质），色即是空”，空和色不二；“法本无生，今则无灭”，生灭无二；“烦恼即菩提”，烦恼和菩提无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即佛，众生和佛都无二。至道就是超越一切差别，所以，知和行哪有什么先后、轻重之分，哪里是“二”？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知和行“原本”就合一，而不是知和行“应该”去合一。
今天，绝大多数人一讲“知行合一”，讲的其实都是朱熹的“知行相须”，这恰恰是王阳明否定的观点。如果阳明先生只是把“理论必须运用于实践”的理论和观点拿出来炒个冷饭，他不过就是朱熹的又一个门徒而已，哪里能成为有明以来五百年第一人？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意义是巨大的，某种程度上是对正统理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否定。这在王阳明的另一个观点“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