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蔡沈的天命论的历史观。
蔡沈的历史观是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推演。蔡沈说：“则，有物有则之则。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同上)
使哲学伦理化，把物则解释为人伦关系，这是蔡沈哲学的一个特点。蔡沈把其唯心主义哲学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中，构成了他的天命论的历史观。
蔡沈的天命论思想特重。他认为，天地万物皆出于天。他说：“洪范九畴原出于天。禹能治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书于洛，禹则之，以为洪范九畴。”（同上)
这里“洪范九畴”即指天地万物。蔡沈基于这种天命论，认为帝王是天理和社会万善的体现。他说：
“臣民之使事虽有贵贱之不同，至于取人为善则初无贵贱之间。盖天以一理赋之于人，散为万善。人君合天下之万善，而后理之一者可全也。”（同上)
“天之聪明，无所不闻，无所不见。无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聪明，一出于公，则臣敬顺而民亦从治矣。”
（同上）
在这里，蔡沈虽然荒谬地把帝王说成是受天命而治理臣民的，是天理的体现者。但是，他认为帝王要治理臣民，首先帝王自己要具备完善的道德品质，“人君合天下之万善”，完全出于公心，这样使“臣敬顺而民亦从治”。这种观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可取之处的。
对于社会治乱的原因，蔡沈完全归之人心的邪正，首先是帝王之心的邪正。他说：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传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日德曰仁日敬日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尚书集传》序)
“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纣，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同上）
在蔡沈看来，尧、舜、商汤、周武王之所以把天下治理得好，就在于他们有善心，有义理之心。心正，就有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就有正确的行动，因而天下就治。相反地，夏桀、商纣王之所以搞乱了天下，以致亡国祸身，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发善心。心不正则认识不正。错误的认识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因而天下大乱。由此可见，社会的治乱是由帝王心的邪正造成的。在这里，就劝说帝王去邪就正这点来说，在当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不仅帝王之心要去邪就正，蔡沈还把这种思想扩展到一般意义上。他说：
“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椎也；心之德其盛矣！”（同上)
蔡沈不懂得历史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不懂得社会的治乱在于政治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否能使劳动人民有比较安定的经济生活，是否能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而空谈什么善心存与不存。这种无限夸大心之作用的观点，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上述蔡沈的天命论的历史观主要是其在《尚书集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此书是蔡沈在朱熹原有的一部分书说基础上完成的。
朱熹在嘱咐蔡沈整理《尚书》的信中说：
“年来病势交攻，困悴日苦。……看此气象是不久于人世者！……最是《书说》未有分付处，因思向日喻及《尚书》，文义通贯犹是第二义，直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千万更拨置来此议定纲领，早与下手为佳。”
（《与蔡沈》，《朱文公文集》卷十）
蔡沈出色地完成了朱熹所交给的任务。在《尚书集传》中，蔡沈不仅用浅近简明的文字注释了《尚书》，还有不少独出新意。清人陈兰甫说：
“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蔡沈的《尚书集传》精确地解释了孔孟之道。上引朱熹在信中叮咛嘱咐的，“直须二帝三王之心”，就是朱熹传授孔孟之道的宗旨。程颢说《中庸》一书是“孔门传授心法”，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相传授的心法。蔡沈在《书经集传》中紧紧继承这一理学传统。所谓“心法”，就是德、仁、敬、诚。质言之，就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
陈其芳《朱熹著作编年考》福州文化宫大门福建朱子学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