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作者垒垒春草绿独家原创，未经许可禁止转载首先，荀子主张“性恶论”，以礼为伪，又严正批驳了“亚圣”孟子的性善论，这就激怒了封建帝王的御用文人，因而在封建帝王的耳边听不到歌颂荀子的声音，特别是以礼为伪的说法，更不合封建帝王的旨意。晁公武《读书志》说：荀卿“以性为恶，以礼为伪，非谏争，傲灾祥，…故后儒多疵之”（王先谦：《荀子集释》卷首考证）。清《四库全书总目》评议说：荀况“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祟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持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于先王之教”（同上）。荀子其次，批判十二子，特别是批判子思、孟轲，更是遭到后儒的攻击，为历代帝王所不取。大家知道，孔子是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而孔学的正统代表人物是颜、曾、思、孟。在孔门遗教中，曾参著《大学》，子思著《中庸》，孟轲则为儒家的“亚圣”，荀子对子思、孟轲的非议，无异于对孔子的不敬和亵渎。所以宋代理学家对荀子特别反感。王先谦说：“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荀子集解》）。荀子尖地批判了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使社会上的儒士吵吵嚷嚷，不知子思、孟轲所讲的东西是不对的，以为这是孔子的本意，反而受到后世的推崇，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孔子荀子揭露了子思、孟轲的内幕，使正统儒者如宋代道学家之流感到十分不快。最后，后世尊儒之风盛行，封建统治阶级伪装推行“仁政”“王道”，与荀子“王霸并衡”主张不合。从战国末期的历史看，韩非、李斯两人都曾为秦国出力，他们也都是荀子的学生，后世儒家学者反对“暴秦”，连带着非毁韩非与李斯，又牵涉到荀子。在荀子思想中本有“王霸融合”“王霸并衡”的意思，而封建帝王囿于儒家正统观念，总觉得荀子“王霸并衡”的主张不合孔孟之道，有碍长治久安的帝王之业。韩非子荀子的思想就是如此被统治阶级御用学者所曲解，无怪在封建帝王心目中得不到器重，所以，他的形象远不如孔孟那样高大。首先，他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韩非子·有度》）。这就是说，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都是因时而异地，没有永恒不变的。如“欲以先王之教，治当时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他批评儒、墨两个学派。“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功，则国何利焉”（《墨子·八说》）。墨子是说，孔、墨一味宣扬“先王之教”，说仁义，讲道德，不仅自己不耕不战，而且还教人不耕不战，其言行是同富国强兵背道而驰的，是同巩固和发展封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南辕北辙的。因此，他主张“废先王之教”，要因时制宜地改革1日教育。要改革旧教育，就要先废“私学”。他说：“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韩非子·诡使》）。所谓“乱上”，就是“勉智诈与诽谤法令”。所谓“反世”，就是追求寻找与当世相反的言论，竭力唱反调。认为儒家私学是同实行法治相背离的。儒家代表人物这种观点有其正确一面，当然也存在一定片面性。韩非子提倡“以法为教”，是战国时代建立封建制的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主张“以法为教”，这是同他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的。因为只有实行“以法为教”，才能培养以法治国的人才，才能使百姓知法和守法，才能使封建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韩非子虽然主张“以法为教”，但不意味着取消道德教育。他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所谓公利出发，明确提出了“明于公私之分”的伦理道德观。韩非子此外，韩非子还提出了“以吏为师”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殷、周奴隶制社会时，教师就由官吏担任。如“师，官也”（《广雅释诂》）。“师氏亦中大夫也”（《诗·十月交》）。不过，奴隶社会的教师不仅以文化知识和道德教人，而且也是文化教育的掌管者。所以，“以吏为师”历来都不是不要教师，而是以谁为师，由谁掌管教育的问题。他提出的“以吏师”，其目的是反对“以儒为师”。韩非子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当时政治、经济变革在教育上的反映。但是，这一主张也有很大的片面性。 它忽视了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继承，否认了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参考资料·《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grrz/753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