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把《大学》定为儒学的入门读物，这就相当于是把《大学》定为“儒学概论”，是一个基础性的读本。而“格物”又是《大学》八条目的第一条，也就是说，《大学》把儒学分为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格物”。所以怎么理解格物，就直接决定了怎样理解儒学。
众所周知，朱熹把格物的“格”解释为“至”，“至”有学习研究的意思。而朱熹眼中的“物”，就是具体的一个个的物体。朱熹认为万物皆有理，石头有石头的理，砖头有砖头的理，甚至铺地板的砖和砌墙的砖所包含的理都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朱熹认为“格物”就是学习研究具体的物体，掌握其中蕴含的道理。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朱熹要做的是从物理的角度，观察具体物的外形、内部结构等特征，总结归纳出物体的特性。他说的理，就是物体的特性。
用现在的眼光看，朱熹对格物的理解是肤浅的。《大学》是哲学读本，而朱熹却从浅显的物的角度去解释格物。但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西方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很多哲学研究，后来不都变成了科学研究吗？西方的哲学原本就是用科学的眼光分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所以，朱熹对“格物”的解释，应该说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实际上，宋朝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程硃理学对“物”的研究。
但是哲学也不能只停留在科学的、物体的层面上，他应该是从物体中总结归纳出道理。中国人的道理是什么？是人心，是人性。
到了明朝初年，一位名叫黄润玉的学者对格物的“格”字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格物的格应该是“合格”的意思，也就是“合于我心之格”。每个人对事物都有判断标准，也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同时社会也有公认的判断标准，也就是社会公德。事物的好坏，事物的道理，应该是由人的不同的观点来判断的。到了黄润玉这里，格物的“物”已经变成了事物的“物”。简单的说就是从朱熹的格单个的物体，变成了格具体的事情。
应该说，到明朝初年的时候，朱熹学派的人已经把万事万物都格完了，这个时候，格物就自然应该由具体的物升级到“由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物和人”组合成的事物上。这个时候所格的物就变得复杂了。
但是，黄润玉的说法并不完整。如果格物是“合我心之格”，那么致知又该怎么解释呢？朱熹说的致知是探寻知识，获得知识。可是依照黄润玉对格物的解释，那么后面的致知没办法解释，这就断线了。
所以明朝初年学者们还是广泛的认同朱熹的看法。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等到明朝中期的王阳明。应该说，黄润玉的格物学说是王阳明格物学说的先驱。王阳明在黄润玉“合格”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正”字，这个正字不完全是正确的意思，它其实更多的是中庸的“中”字的意思，也就是：在正确的场合，正确的理解事物，使“物”符合“事”的需要。
懂得“物”有这个道理哪个特性，不会用还是白搭。会用，但是不符合人性的需要，那也就是玩物丧志。所以王阳明说“物者意之用”，这就已经在强调以人心统摄万物了。
依照王阳明的说法，那么致知该怎么理解呢？
在王阳明这里，致知的知，并不是知识，而是良知。良知就是《大学》开篇说的“明明德”中的“明德”，也就是光明伟大的德性。明明德就是彰显光明伟大的德性。
人是否都有所谓“光明伟大的德性呢”？也就是说，人是否都有良知呢？
良知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说的良知，也就是所谓的恻隐之心等心之四端。孟子认为，任何一个人见到一个小孩子掉进井里都会动恻隐之心，在本能上都会想到去救那个小孩，这种人性的本能就是良知，就是原始的“善”。
所以王阳明说“致良知”，就是不断的彰显本性中的善，其实就是明明德。明明德达到了至善的阶段，就是圣人，所以《大学》说止于至善。
回到格物的问题上，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就是以良知判断事物的好坏对错。后世说：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你这个事情做对了吗？这其实就是王阳明说的格物致知。
整体上，朱熹对格物的理解是基础，没有朱熹他们对具体的物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黄润玉“理解事物，合于我心”的初步理论，当然就更不会有王阳明说的“物者意之用”。王阳明虽然强调意念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没有对物的特性的充分了解，意念要用什么物去达成自己的目标呢？
格物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对世界认知的三个境界。就像小孩子读书一样，首先要认识字，然后才能读整篇的文章，文章是好是坏，就看你内心对道德的理解程度。
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朱熹，不能只看重王阳明的致良知。任何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都是从零零散散的物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