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极高明而道

新理学认为一事物的意义,产生于人对此事物的了解,人对于一事物的了解不同,则此事物对于他们就有不同的意义。禅宗对于新理学的意义,也正是由此方法而获得的。换言之,基于新理学的立场来总结以往的哲学思想时,历史上的哲学则好像都是向着新理学而来的,新理学便就成了以往哲学的集成和总结,而以往的哲学便成了向新理学过渡的环节。新理学正是以此来阐述中国哲学思想(主流)的进展,以此来说明新理学的地位,以此来说明禅宗在新理学中的地位。所以,新理学称自己的哲学是“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是“后来居上”。新理学指出,中国哲学有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是指最高的精神境界,道中庸,是指人伦日用,“而”则表示中庸与高明的统一。新理学认为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一个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也是衡定中国以往哲学价值的标准。围绕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历史上形成了两个主要哲学传统,一个是由先秦的道家,魏晋的玄学和唐代的禅宗所代表的传统,一个是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传统。虽然新理学自谓其哲学是“接著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成立的形上学,并为历史上的各家哲学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但切实而言,新理学所“接著”的主要是上述两个哲学传统。这两个哲学传统虽都是在求高明和中庸的统一,然而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看,它们却各有偏重。新理学指出,所谓极高明,其标准是“经虚涉旷”,“经虚涉旷”的哲学必须讲到“超乎形象”的东西,它或是“不可感觉而可思议者”,或是“不可感觉又不可思议者”。人必能“经虚涉旷”,然后才是达到最高境界,哲学必是“经虚涉旷”,然后才合乎“极高明”的标准。据此而言,理学传统偏重于道中庸和入世间方面,道玄禅传统则偏重于极高明和出世间的方面。新理学的贡献则是将二者统一了起来,而在极高明方面,则主要受了道玄禅这一传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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