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茂才，是一个汉语词汇，和秀才同义，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有时也称秀才为茂才。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年）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这是此科之始。后来，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均有诏令，举“茂才异等”。西汉时，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0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公元年），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元光年间（公元前—前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汉武帝，其中有句话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汉武帝对这句话颇为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又在诏书中加以引用。
《汉书·武帝纪第六》中说——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汉武帝自诩为“常人所异”的帝王，其一生用人不拘一格，很大胆，选的多为“非常之人”，鼓励他们敢做“非常之事”，成就“非常之功”。故《汉书》赞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汉武帝在用人上就是狂者姿态。
与此相反的是狷者。
狷，本意是洁身自好，性情耿直,狷者则指那些刚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历史上这样的狷者,举不胜举。“晓梦迷蝴蝶”的庄子是狷生,“安能为五斗米折腰事乡里小儿！”的陶渊明是狷士,“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是狷士,“梅妻鹤子”的林逋也是狷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
年11月21日，钱锺书先生出生。他享有“文化昆仑”的美誉，以数学15分，而中英文全优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他的狂也和他的才气一样出名，钱锺书的狂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有德识学养、才情胆略，更有精神风骨。然而，他自己却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狂者、狷者与好好先生》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下》，写的甚好——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说：‘何不归去呢！我的那些学生们忘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的那些狂放之士呢？”
孟子说：“孔子‘得不到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与狷这两种人相交吧！狂的人具有进取精神，狷的人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和言行合于中庸之道的人相交吗？不能够得到，所以只能求次一等的罢了。”
万章问：“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说：“如琴张、曾皙、牧皮这些人，就是孔子称为狂放的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是狂放的人呢？”孟子说：“他们志向很远大，言语很夸张，嘴巴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合。这种狂放之人如果也得不到，那就和洁身自好的人相交往了，这些洁身自好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狷者，是比狂者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说：‘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屋里来，而我并不遗憾的，那就只有好好先生了吧！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狂者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言语不能够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不能够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评指者说：‘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只要好就行了。’像宦官那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却认为他是偷道德的贼，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证来；你要指责他却又好像无可指责。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孔子说：‘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杂草，怕的是它搞乱禾苗；厌恶花言巧语，怕的是它搞乱正义；厌恶夸夸其谈，怕的是它搞乱信实；厌恶郑国的乐曲，怕的是它搞乱雅乐；厌恶紫色，怕的是它搞乱正宗的红色；厌恶好好先生，怕的是他搞乱道德。’君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让一切回到正道罢了。回到正道，老百姓就会振作起来；老百姓振作起来，也就没有邪恶了。”
“狂”与“狷”是相对的两个极端。一是极极进取，敢作敢为；一个却耿直刚正，洁身自好。孔子认为，两者皆不若持守中庸。中庸是狂不能太狂，要光而不耀，含光处世；狷也不能太狷，止于该止之时，该进时也要毫不犹豫，顺时而动，动如脱兔。
然而，现在中庸之道已经被当成和稀泥的意思了，个个都变成了差不多先生，好好先生，这远远违背孔子的本来的意愿。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既不懈怠又不过激，外有惊雷内心依然平和，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至诚为先，修身为本的志向无比笃定，每天都在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不断升华自己，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才是《中庸》的本质。
正如《中庸》中所说——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孔子说：“交往中找不到行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人，就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