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庸，现代人往往想到的是迂腐保守、不思进取这样的消极涵义。更有甚者，对此二字深恶痛绝，认为中庸是封建落后思想的“罪恶代表”。然而按照孔夫子所授辨析法——“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细细察之，却会发现：中庸，其所负之恶名也冤矣！
《中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孔子嫡孙，后世尊奉“述圣”）所作，原本收于《礼记》之中。至两宋时，程颢、程颐等名儒极力尊崇《中庸》，其后更有朱熹在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时，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便成“四书”，成为自宋以降钦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作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中庸》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启孟子心性之论，对宋代理学、明代心学产生重大影响。而从儒家理论体系的整体层面上看，《中庸》更可谓是记载方法论的操作手册，隐隐然有“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的意涵。
对于中庸，孔子曾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能被圣人置于“至德”之列，可不一般。那么到底何为“中庸”？宋儒程颐解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讲的是“中不偏，庸不易”，即不随意偏离所行之中正大道、不轻易变换所持之目标主张。
既知“中庸”之意，如何行“中庸”之道？对此《中庸》给出了系统指导：治学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调节“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用“知、仁、勇”这三种德行；治国用“九经”，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
天下之道也众，为何偏偏要行“中庸”之道？此书著者将“中庸”之道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方面的具体实践之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完善，最终于内可修得“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格，于外可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境界。
正如朱熹对《中庸》的注解：“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通过研读《中庸》，获益匪浅。
一、于己慎独修身
如同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把批判的枪口指向外部的敌人容易，指向自己内心的邪恶却很难！人们往往容易看到他人的不足，但不愿主动审视自己的缺陷。因此能剿除外部盗贼的是沙场英雄，而能除灭自己心中盗贼的则是大贤至圣！
对此，《中庸》首篇就开宗明义提出了“慎独”之见：“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修身行道者时常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即使于独处一人之境，也要做到不逾矩、不违德，坚守中庸之道、不断完善以提高自身。
二、于人忠恕求仁
由于通俗影视作品带来的刻板印象，世人往往以为越是“强项硬脖”、“浑身带刺”、“清高孤愤”，就越符合儒学高士的风范。好像为了自己个人的清正儒雅之名，就必须不近人情、对人不留情面。可如果真是这样，古时儒士岂不都缺朋少友、积怨引仇、门前冷落，更何谈施政济民，又何能求仁取义？
对于人际关系，《中庸》开出了“忠恕求仁”之方，第十三章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这刚好否定了“浑身带刺”、“清高孤愤”这些臆想出来的“儒士风范”，认为如果为了实行正道却排斥、远离众人，就不能成功施行正道。对于他人犯错，只要能改正错误、回归正道就行，不要过于苛刻责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就要求与人相处时能将心比心、互相谅解、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不悖。这也承继了《论语·里仁第四》所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精神。
三、于公扬善为政
现在社会上戾气弥漫，打开报纸或者网页，映入眼帘的新闻标题往往充斥着负能量，而底下的评论留言要么是喊打喊杀，要么是怨气冲天。究其原因，一方面，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受众读者大都有negativitybias（消极偏见）的倾向，即下意思地对负面消息更敏感和重视，在新闻传递快而广的今天，相较以往人们自然就会感知到更多的负面信息；另一方面，随着新闻自由化、市场化以来，媒体编辑为了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