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钱玄同先生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当年他曾以决绝的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文化痛加批判。陈独秀年1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一篇文章里，因此称钱玄同先生所施行的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这“医法”在我们后来人看来自然是简单粗暴极了。
钱玄同先生。
可是大约六七年后，钱玄同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态度，有了可以视作是颠覆自己以往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在他年4月8日写给周作人的信里，有比较充分的体现。钱玄同在信里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莫克拉西……讲赛英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晰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它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睛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这句话里的“仓神”，即仓颉，传说发明汉字；“柴先师”，即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
在这封信里，钱玄同还说道：“……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可是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活物。”
这段话，比较清楚地表达了钱玄同思维方式上的一些变化。他不再“用石条压驼背”，
他已经是“中外古今派”了。
钱玄同这封信所说的意见，或许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这时已不再感受到当年的压力了。外在的重压一旦消失，“焦虑”也就随之化解，于是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就趋向中正平和。钱锺书民国二十三年（纪元年）7月在写给张晓峰的信里，谈及文言白话问题时，说过这样的话：“承询及文言白话问题，若仅从标题看来，则似乎已成Deadissue（维强按：即不再重要的问题），无须讨论。往日之所以输攻墨守，争端大起者，以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深闭固拒，挟恐见破，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价值也。至于今日，则事过境迁，气稍释而矜稍平，此中纠纷，已由时间代为解决……即如吴师雨僧力挽颓波，而近年来燕居侍坐，略窥谈艺之指，亦已于‘异量之美’，兼收并蓄，为广大化教主矣。”钱锺书先生的这个话，由对文言白话问题的讨论，旁涉吴雨僧（即吴宓）先生的谈艺之旨趣的变化，或者也可以给钱玄同在时代的文化主潮变化之后对传统研究发生更开阔理解作一个旁证？时间的流逝代为解决了曾经的“纠纷”，时过境迁，意气消而心境和。“五四”一代新文化领袖人物的激烈反传统，时间的延续大概也就六七年，过了这个时段，大多心平气和了。
黎锦熙先生。
钱玄同的老友，也是钱玄同北师大国文系的同事黎锦熙先生，对玄同有深切的了解。黎锦熙说：钱玄同“有时说话过分，须知他是愤激之谈，等到发作过了，他仍返于至情至理，中庸得很”。周作人也是钱玄同的老友，他也曾说：“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黎、周二位先生的话，是“知己之言”。另一方面，对照钱玄同先生本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到年的文章，恐怕还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推测：也许玄同先生是人到中年而性情大变，也许是世故惊涛之中历练而来，玄同的阅历日积月累，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与世界的互动之中而对自己的“认知图式”作出了修正。
回想更早以前，民国初建，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教育司（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当了一名科员。据他自己说，他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他自己参考《礼记》等上古典籍而设计的古衣冠——去办公。钱玄同以为“光复”了，大家就该“复古”穿那时的服装。结果被大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话柄。那时钱玄同大约25岁。想来也是荒唐了。可人在年少时谁没做过几件荒唐事呢？你以为玄同还是玄冠深衣大带要“复古”时，他早已遥遥地跑在你前头拿着石条压传统政治、文化的“驼背”了；你以为玄同还是这么简单粗暴时，他早已越过这个极端的阶段，已然“中外古今派”了。
资质好的人，在他活着时，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思想永久停滞在某一个时段，从来不把自己某一个时段的认识当作永恒的真理。他总是在不断地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交流中作自我修正和自我调适。罗曼·罗兰说：我们人生中的每一缕思想，只代表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个时期，“暮年礼赞人生，黄昏礼赞生命”。这个话说的真好。人是会变化的，资质高的人尤其会这样，一个人从偏激、极端而转向包容，也是有可能的。比如钱玄同先生由“用石条压驼背”而转为变成“中外古今派”，就是一个显例。当然，这个变化不是平面里展开，而是有了升华，是在升华中的变化。
流传下来的两个故事，颇可以见出钱玄同先生的包容的气度。
一个是和黄侃的。钱玄同和黄侃同为余杭太炎门下弟子。钱、黄二人文化思想一新一旧分歧大，性格亦不合。黄侃常使气骂座。但玄同对黄侃的音韵学成就非常尊重。玄同发表于年12月17日《师大月刊》“师大三十二周年纪念专号”上的长篇学术论文《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里说：古韵分部“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黄侃年10月8日病故，玄同做联《挽季刚》：“小学本师传，更紬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出语沉痛。在挽联的后序里，玄同追述两人的平生之谊和矛盾，襟怀坦白：“与季刚（维强按：黄侃，字季刚）自已酉年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致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
高步瀛先生。
第二个故事是和高步瀛先生有关。高步瀛是桐城派吴汝纶弟子，留学日本。在教育部做社会教育司司长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北京，自称大元帅。高不屑为伍，辞司长职，任教北师大国文系。据说高步瀛在课堂上有时也会斥责新文化人物不懂旧学价值。钱玄同曾把旧文学概括作“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高步瀛有一次给学生讲《文选》。讲着讲着，高步瀛忽然大声发起脾气来，声色俱厉地说：有人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谁是“妖孽”？谁是“谬种”？他们懂吗？──一阵大声斥责之后，又慢慢平静下来，说：这也难怪，有些文章还作不通的人，就自吹自擂是庾徐复生，方姚再世，吹嘘自己是骈文家、古文家，胡说一通，招摇过市。这是骈文、古文的末流、败类，不能怪《文选》怪方姚。有人提出要打倒他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钱玄同和高步瀛在对待一些传统的文化上，见解相异或相对，但两人私交甚好。学校每年发聘书，钱玄同以国文系系主任亲到高府送上教授聘书，以表示对高步瀛的尊敬。
玄同先生有思想而不抱门户偏见，善思考而不故步自封，“术业专一而识见宏通”（黎锦熙先生语），有趣味有雅量，“中外古今派”确乎山高水长了。
年4月24日初稿，年5月6日修改，杭州西溪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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