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言子作为江南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在《礼记·礼运》中阐发并创造性地传承发展了孔子的“小康”“大同”思想。年8月20日，由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虞山文化论坛——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在常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文史哲研究专家、学者和言氏宗亲代表出席论坛，共同围绕“南方夫子”言子思想的当代传承和价值主题进行研讨，探究经典文本与现实语境中的“小康”内涵，发掘江南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主论坛报告中，言子后裔、清华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言恭达以“言子《礼运》的当代价值”作主旨发言，深刻全面阐述了言子与《礼运》的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
春秋闻大同，战国治小康。言子作为春秋时期典型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始祖，独得孔子“大同”“小康”之传统，尤精三代治国安民之礼。他首善武城，坚行庶、富、教，开天下弦歌之政，立百世治谱。晚年德润吴中，致力教开南国，继创道启东南之功。言子在“以礼周流”的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思想中，记述并总结了“大同理想”“小康之治”与“大顺境界”经纬国家的礼治学说，这对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时代价值。
言偃一生跨越了春秋战国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他是一位淑世济民的杰出的儒学传道者，中国封建社会弦歌之政的创始者，东南文化的拓荒者。
言子22岁离开故乡，从学孔门，入文学之科，独得“礼运”之说和三代典章之传。
周敬王三十八年冬（前年）鲁哀公在太庙举行蜡祭，孔子为贵宾，言子随侍。祭典毕，孔子到门楼登高览胜，喟然长叹。言子问：夫子何叹？便引发了孔子以纵论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演变原理作答，阐述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思想这一庞大精深的儒学体系与乱世求治的理想：
——大同理想。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以尧、舜为典型代表，为战乱中苦难的人们所描绘的原始公社的图景，人们“为公”和谐美满、道德高尚，它是当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
——小康之治。孔子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是谓小康。”
这是以西周为典型代表，又为战乱中苦难的人们描绘的次一级的阶级社会“盛世”图景。尽管人们都在“为己”，但它还受三代礼乐制度的约束，是可以争取的近期的政治理想。
——大顺境界。孔子还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达天道，人情之大窦也……是谓大顺。”这是礼治达到的人间盛世景象。国泰民安，人心气顺。
言子十分明确地指出小康社会的政治特征是敬德保民，礼治任贤；社会目标是人口繁庶，生活富裕，教育发达。言子按照老师“小康之治”思想，在任鲁国武城宰时，厉行倡导的是“庶、富、教”的小康之治目标。这就是首先必须发展经济，藏富于民；同时教育重本，贵在育人，提高全民素质。国富民强才能保证长治久安。言子认为对人民真正的“爱政”，应当既要给人民带来实际的恩惠，又要对人民进行品德教育。他提出“君子学道则爱人”，认为人民大众是一切之根本，而人在社会安身立命则做人是根本，以礼治国，规范政治行为道德标准，能使人们在思想上区分好与恶，在实践中引导人们弃恶向善。
言子得益于孔子因材施教，深通夏、商、周三代治国安民之典章制度，他的教育业绩表现出儒家文学、礼乐的鲜明特色。言子的文学礼乐之教，自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教育指导思想上，言子有初步的社会发展观念。认识到：中国社会已从“天下为公”的时代，发展到“天下为家”的时代，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小康”之治，还是可以达到的。这种坚定的社会理想，反映在教育上，言子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宗旨。在教育内容上，言子除用“六艺”和《论语》等对弟子进行基础教育，还用三代礼仪典章培育传人，这门绝学，唯言子独传。在教育方法上，言子有特别的重本育本之术，采用以礼乐之教，逐步深入孔子之道，使学者从小陶冶关心国家、爱护人民的道德操守，把握和运用治国安民的道理。在教育地位上，把教育放在突出的施政位置。言子施行小康之政，素以教育为先务，既重视学龄期间青少年教育，更重视取得官职的“君子”和民间百姓的教育。言子这种对成人施行继续教育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言子传道讲学，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推进到全民教育的思想。他弘扬早年武城弦歌之治的精神，教导吴中故国的人民，无论地位卑尊，都有学习受教育的平等义务。尽管人们各自的贫富与地位不同，但在学道受教育上，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与责任。言子在讲学中，传播治国安民的礼治思想，将孔子传授的夏、商、周三代的仪礼典章，为吴中水乡最后摆脱荆蛮时代的奴隶枷锁，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石。
言子毕生从政为教，发展儒家文学、礼学，既有治学的丰富学术经验，也有治政的丰富社会实践，他的思想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并结合时代特质借鉴实践：
——社会发展观。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小康”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
——小康理想观。小康社会三个政治特质，即：敬德保民、礼治、任贤。三个明确目标，即：人口繁庶、生活富裕、教育发达。
——惠教结合观。对人民真正的爱政，一是给人民带来实际的恩惠；二是能对人民进行德行与价值观教育。
——社会教育观。人人都必须学道并接受教育，不仅是学龄中青年，而且是社会不同地位岗位的公民均需要的终身教育。
——育人重本观。安居理民，教育学生，人民是根本，做人是根本。舍本逐末，达不到爱民的政治要求。
——选拔人才观。选拔贤能，主要看他想的与做的是否公私有别，正大光明。
——中庸方法观。倡导中庸，力戒偏激。尤其理政以求取最佳效果的制中之道。
——实事求是观。倡导实事求是学风，又善于联系实际，治学治政，一以贯之。
综合以上八个方面的观念，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借鉴。
今天，儒学内涵的永久性与外延的应时性更显示了它的独特的时代价值。儒学的人文精神，人格修养，在当今新时代建设中的位置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都值得我们硏究。儒学的价值观——立德、立功、立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公共道德、家庭伦理、文化定位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孔子到言子所创造的儒学传统历史文化遗产，他们的优秀成果应该是属于全民族、全人类的。传统具有巨大的适应性与应变能力，可以转化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研究传统与现代化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是我们今天必须重视的课题。当前中国大变革的特点是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转换，市场经济下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追求高雅的人文价值或美学价值品格；另一方面又增添了追求牟利的世俗商品性。市场既扩大了群众性消费，但又加强了文化价值的世俗色彩，这同样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功能。蓝色文明将要取代黄色文明的观点是一种荒唐的西方论，这两种文明都要重新塑造，直至融会成为新的世界文明。
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示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与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华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而中国的道教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药方不是武力与军事，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言子生活在伟大的“轴心时代”，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分别独立地出现了规范人类行为的黄金律。这是一个古初人类生存理性化的时代，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理性反省。这种理性化，也就规定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发展方向并定型化。直到现在，轴心时代理性化所规定的精神发展方向仍在延续着。不同系统文化发展总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里，寻找自身发展的精神源泉与动力。
然而，东西方的同理心作用范围还存在很大区别。西方以功利主义观念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相反，儒家学说的“仁”包容对宇宙万物的爱。从孔子到言子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与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人文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时代的价值！儒家学说指出，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营造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作为“人”的内质品德而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哲学以及它们“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所以，中华文化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上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中国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传统儒学中的言子学说，有着它深厚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当然，也有它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我们今天的“小康”已不是二千五百多年前想象的“小康”，更具有今天时代的特质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今天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之年，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是要弘扬“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当代传承与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我们的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言恭达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