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中庸》的作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是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社会变革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会带来思想的大裂变，作为处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中庸》思想，一定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中庸》“诚”产生的经济政治根源
1、经济根源
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迁和大变革的时期。促进这一社会变迁的物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新的思想也逐步建立起来。随着我国奴隶制经济的瓦解，封建制经济逐步形成。
以生产工具的改进为标志，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出现，这迫使奴隶主贵族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以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西周宗法制度之上的社会关系，经过重新调整，而形成了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内生性的秩序结构。
这一结构，要求处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保持相对的忠诚，这成为了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秩序合一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这既是儒学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中庸》“诚”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
2、政治根源
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强大，他们在政治上也展开了向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这种失败，总是要联合各种势力，夺回已经失去的政权。春秋时期，不但强大的氏族和公室冲突严重，而且诸侯与诸侯之间、强大的氏族之间也相互吞并厮杀。
正是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确立起来。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西周奴隶阶级与新兴封建阶级的矛盾，形成了所谓“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这是当时新兴封建势力在发展中要求突破旧制度束缚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特征主要表现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新旧社会制度的转变，社会阶层的变化，新的社会关系重新确立。与此相联系，封建宗法制的建立，成为了《中庸》“诚”思想产生的另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政治结构，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运行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矛盾。
这就要求新的政权能够在封闭的社会状况下，保持持续的活力和稳定，使得大一统的政权结构形成和谐与统一的社会局面。而宗法制度本身的自然更替方式，恰体现了封闭性和开放性的矛盾特点。一方面，家族的宗必须给予保持和继承，另一方面，逝去的祖先对现实的约束必然会减弱，变革也就蕴含其间。
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对前者必须保持“诚”的谦恭。正是这种谦恭，为封建政权的继承与革新提供了治国的理论根基。纵观儒家经典，唯《中庸》以“诚”为核心。可见，先秦封建政权的政治实践，为《中庸》“诚”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来源。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推动，客观上要求人们对新秩序下的社会关系作出重新思考。
处在不同的阶级、不同阶层的人都极力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找适和自身阶层或者阶级存在的理论依据。在宗法制下，道德往往成为思想家们调整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相互激荡、相互吸收借鉴，故《中庸》“诚”思想的产生是有其思想发展的必然性的。
二、《中庸》“诚”之伦理-天人合一
1、“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生及内涵
关于“天”与“人”的认识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夏商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奉行原始的宗教天命观：天是自然、人事以及社会的决定者，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所以，这时期的天人关系实质上是神和人的关系。
西周以来人文思想的成长，最终推动了诸子时代现实性质的政治伦理思考的产生，这种思考倾向于以人的方式而非神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社会秩序。因此，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转向人文主义的范畴。
“天人合德”思想最早体现在西周“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之中，反映了西周时期统治思想在重视天的前提下强调保民、德政的重要。体现了周人德行与天命的统一，注重天人关系的相互认同。
2、《中庸》“诚”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
《中庸》开篇即写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统领全书，其旨表明，天命乃全书之主旨。在《中庸》看来，“天命”意即上天之“本性”，遵行这个“本性”而运行的规律就是“道”，把“道”运用于社会运行即是“教”，其清晰的表明了天道是人道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核心。《中庸》之“诚”是作为伦理本体和人的内在德性的本源所提出来的。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就是指挖掘自身的本性使之服从于上天之性“诚”，“诚之”的过程也就是人性向天道本性复归的过程，“诚”就具有了人性本原的意义。“诚”既然作为一种先验的范畴，就具有本体“真实”的存在，为天人关系的相通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朱熹看来，“诚”即天理，或者诚是天理的最高体现，是天道运行的根本法则，正是对这个法则的体悟和运用，封建思想家构建了人世社会运行的人道法则，将天和人的关系一体化，为封建社会关系找到了合理性。利用这个法则，封建社会要求社会成员需要以诚（态度、品质、人道）待物，以诚治理国家。
将“诚”作为社会运行必须遵守的根本法则，是社会成员形成共同意识的途径。因此，《中庸》把“诚”作为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来讨论，从而构建社会整体秩序。在《中庸》看来，社会成员对“至诚”的追求过程中，既是对人道的遵守，也是对天道的体悟。
所以，在《中庸》看来，通过反复的体悟和实践，达到天人合一也就能成为可能，圣人也正是通过对“诚”的体悟才能成圣。《中庸》“天人合一”的阐述，体现出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一是努力践行而“至诚”，上达“天道”；二是唯“至诚”则能“尽性”，化育万物。这里“诚”一方面是“下学而上达”的目的；另一方面“诚”也是天道践行的功效。
由此可知，《孟子》谈“尽性”而“知天”，是由人及天，是下学而上达的路径；《易传》是由天及人，由天道推演人道，由天命而认识人性；而《中庸》则是一圆融之体系。所以，“诚”是“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中庸》思想体系构建的核心，“天人合一”是《中庸》伦理观的终极目标所在。
三、《中庸》“诚”是个体道德修养的目标
1、“圣人”——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
先秦以来，儒家所谓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也是社会道德修养的根本目标。早期儒学创始人孔子提出的建立在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根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伦理观，就是以“君子”、“仁者”、“圣人”为多层次修养目标的伦理观。
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认为圣人即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是生而知之之人，是生而至善之人。孟子更多是把圣人存而不论，强调君子的作用，说明孟子更强调现实人的主观能动性。从上所论，《中庸》承接孔孟理想人格观，设计了圣人、君子、小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秩序。
其中，圣人是社会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它引导着社会秩序的运行。在《中庸》看来，承天命，顺世事的封建社会有序运转的关键就是圣人的出现。
2、圣人是“中庸之道”的执行者
《中庸》表明，“中和”是人能够与天地参的状态。如果能达“中和”的状态，那么天、地、人、就能各就其位而运行不息。可见，“中庸之道”下贯人道实乃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和“矩”。因此，《中庸》用鬼神之德来比拟自然界在无形之中变化发展的巨大功能。
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他，而“中庸”就是贯穿于这种巨大功能中的根本准则，“诚”则是“中庸之道”得以体现的本质。“中庸之道”是自上古圣神而传至夫子的道统。因此，处理任何事情，都应本乎诚的本质，遵循中庸之道的原则。
结语：
思想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庸》对以儒家思想立国的重要性，更成为后世对抗外来思想的有力武器。《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中庸》“诚”思想的伦理考察，也就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考察。
《中庸》“诚”的思想，上承孔孟，更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因此，《中庸》的“诚”的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伦理思想也应该是对西周和孔孟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中庸》
《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