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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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熊十力先生（～年），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国学大师，新儒家的开山祖师，与梁漱溟、马一浮合称为“新儒家三圣”。在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作了题为《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的发言。任继愈先生一直很敬重熊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在本文中，任继愈先生通过追忆自己师从熊先生的经历，和自己从熊先生处获得的教诲，从侧面勾画了熊十力先生的形象：虽身处乱世，颠沛流离，历经沧桑，却仍坚守本色，不阿世俗，诲人不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出路和道统延续而尽心竭力。现将此文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昂首天外，挥斥八极

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仿照西方大学的规章，教授要开三门课程。只担任一门课的，聘为专任讲师，外校教授在北大讲授一门课程的，聘为兼任讲师。当年鲁迅就是兼任讲师，我在北大时，清华大学的张申府、金岳霖先生都担任过北大的兼任讲师，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讲师。

熊先生经蔡元培先生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元。那时蒋梦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但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抗战时期在重庆，有不少国民党的达官显宦来访，居正是当年辛亥革命时的朋友，陈铭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过佛学，与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时，陈铭枢请熊先生在一个背山面江风景优美的饭馆吃饭。熊先生朝江面看风景，陈铭枢面对熊先生，背对着江面。熊先生问陈：“你为什么不看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先生哈哈大笑，声振堂宇，说：“我就是风景？”熊先生对他们也是讲他的“体用不二”的道理。不论什么人，只要常到熊先生处，听他讲学，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学生”了。熊先生有一种气势，或者说有一种“境界”，把来访的人慑服了。

熊十力(左)与汤用彤(右)

我的老朋友韩裕文，曾对我说过，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像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天才是个条件，但天才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人。熊先生还告诫青年学者要爱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学写了一联“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赠一青年学者。他对韩裕文讲过，像某某某，人很聪明，可以成器，他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据说此人现在在中国台湾）。

全国解放后，董必武、郭沫若函电邀请熊先生到北京来。熊先生路过武汉，当时林彪、李先念主持中南工作，设宴招待他，他还是讲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到北京后，熊先生对人讲，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老朋友们劝他不要随便乱说。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给他送了几本书，还写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党没有勉强他，还出钱帮他出版了好几种唯心主义的著作。熊先生的表里如一、爱国、热爱学术的精神，受到了共产党的尊重。

年10月,熊十力由沪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熊先生住在上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先说明，我保证“三到”（开幕、闭幕、照相），其余的大小会都不参加。会议期间，他有机会去与多少年的老朋友叙叙旧，也很高兴。他与钟泰、张难先、吕秋逸过从甚密。陈毅同志也前往拜访，鼓励他写他的书，帮他出版。解放后，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

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流连的生活方式，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四川北碚时，熊先生说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先生就送给了他。前不久，我遇见胡世华，问起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还补充说，熊先生取下这副对联，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文化大革命”劫火之后，不知此联是否尚在人间。

对联上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年以后，熊先生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常年病躯支离，却肩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所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事实上不只熊先生一个人，而是有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哲学家个人的具体遭际，以及对文化的认识、观点的差异，各人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熊先生抽象思维、辨析名相的功力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删注》即是明证。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复申明的，倒不在于抽象思维的训练，而是教人端正学习的态度。他指出，学问的精髓不在于言说文字，而在善于体认言说文字之外的恻怛的心怀（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学问当作知解看待，要学会体认心之本体。熊先生在著作中反复叮咛：玄学不同于科学，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这里不存在抬高中国哲学，贬低西方哲学的意思。熊先生只是提供给人们一把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称为“玄学”（与西方玄学、形而上学意义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学，又有道德价值观、美学观等更丰厚的内容，这些内容确实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哲学所包容不进去的。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说明进入二十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后，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广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者挟其船坚炮利的余威，给中国的经济生活以破坏，连带引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致家庭生活的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震荡，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识分子深刻的世界观的动荡。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个大变革，但它与“五四”以后的变革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他讲的是哲学问题，不如说他讲的是文化问题，是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的问题。

△熊十力签赠本《佛家名相通释》

熊先生“弃佛归儒”，正是由于儒家传统带有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别法相唯识之学）更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学家看来，本不是哲学家的事，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责无旁贷。熊先生与欧阳竟无先生的分歧在于：熊先生以佛为妄而舍佛归儒；欧阳竟无先生在抗战前后发表的关于《大学》《中庸》的论著，以及对孔孟的评价，也有“舍佛归儒”的倾向，只是欧阳先生认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摄，更趋向于儒而已。熊先生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布他不能接受马列主义，不能相信唯物论。像他这样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处多年，相知甚深。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我逐渐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产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常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熊先生历年给我的信很多，可惜毁于十年劫灰中！

学马列主义，也不能在言语文字上打转，也要身体力行，这方法和态度还是从熊先生的教诲中得来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师。

（完）

文字

摘自《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年11月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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