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扁平疣最好的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604573.html文学自觉，最早见于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说文。原文中，鲁迅先生称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再浅显一点讲，此时所谓的“文学自觉”最大的特点是立意清奇、观点另类，如同鲁迅先生的原话所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文学自觉生发于魏晋时期，不是“无花而果”，它是时代割裂、社会混乱后，士人对时局进行自发地哲学思考，由此延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思想领域。图为鲁迅广州学院演讲批判是“文学自觉”主导下的魏晋思想特点魏晋时期，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由完整走向割据。面对时代的巨变，社会思想逐渐开始分化。过去汉朝所宣扬的“大一统”似乎不能解决现有的分裂问题，士人的刀笔无法应对军阀的枪杆。苦闷与无助的阴霾笼罩下的士人，他们的思想不约而同地开始演变。以往的文学著作以儒家教化原理来突出“经国治世”为宏观主旋律，到魏晋时期众多儒家原理逐渐地被运用到士人自身感性和理性的表达，成为士人隔离自身与世界的精神屏障。仕途上的不济，只能纵情寄托于文学领域的创作。为了极尽所能地表达自身与世界的不同，魏晋的士人只好采取“批判”的方式投入到文学中。文学批判的内核表现出来的是离经叛道的“狂傲”，由此造就出魏晋富有鲜明特色的“文艺狂人”。这些狂人似乎是天生的社会批判型战士，《后汉书》曾这样描述道：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魏晋士人喜欢隐匿狂浪的生活此话的意思是说，狂生（“统”是指仲长统，汉末著名的社会批判家代表）性格慷慨激昂，说话直来直去，形骸放浪，不拘小节，不喜欢与世人有过多的交流，此处的世人应该是指那些割据军阀势力或是旧有的地主贵族阶级。魏晋的“狂生”（批判家）承继前人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借助文学为表现形式，进一步对汉朝四百年来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进行更加深刻尖锐的批判。如此热情高涨的批判思潮，虽然看起来有些荒诞不已。实际上，随处透露着士人对过去历史发展的总结和未来历史潮流的见解。所以，魏晋时期才呈现出以“批判”为主导，以文学自觉为载体的时代特色思想。文学自觉中“批判”的具体表现研究文学自觉，必然结合它的时代背景。何谓魏晋时期？即公元年—年，具体是自东汉覆灭后，新崛起的三国到两晋终结，整整年的历史跨度。从时间上来看，历史存在不长不短，大致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封建王朝。常人眼中的魏晋士人，俨然是”异端“在此年间，可以说是“异端”辈出的时代。此时的士人似乎承受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般的思想压力和社会矛盾，使得它们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为时代呐喊，为社会批判正名。那么，表现在文学上大致有3点。①非暴力不合作，拒绝歌颂权贵唐代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曾有文学名句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番精妙的论断放在年前的魏晋时期，以此来形容魏晋士人最为贴切。魏晋士人的文学自觉首个主要特点便是“非暴力不合作，拒绝歌颂”。恰恰是这种沉默无声的抗拒，才成为魏晋风骨一直倍受后人缅怀效仿的原因所在。其中，以政论家仲长统的“三俗三贱”最有代表。仲长统曾在《昌言》中如此写道：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图为仲长统画像尚书令荀彧曾举荐仲长统做尚书郎（皇帝的专职秘书），仲长统称疾谢绝。如此一位旷世奇才，撰书立著的时候都丝毫不避“俗”、不遮“丑”。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魏晋士人在文学自觉上的慷慨激进程度，另一方面魏晋士人淡泊名利、鄙视权贵，文风上突出“非暴力不合作”的批判特点。②倡导率性自主，体现人文为本魏晋文学自觉的又一特点是“率性而为，倡导个体自主”。这是魏晋士人有别于其他时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传统士人的特点。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都是奉行“中庸之道”，所以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即是中庸，指那些顾全大局、行为规矩、天资聪慧的人。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必然不会列入传统士人。然而从内在“人文关怀”的方向来看，魏晋士人没有从本质上与传统士人分道扬镳，亦或者说两者对于“人文为本”的出发点是完全一致。比如，阮籍的怪诞散文名篇《大人先生传》中，借薪者口吻说道：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大人先生传节选阮籍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富人不显耀权贵，穷人不妄自菲薄，人人都能够做到内心平和地去热爱生活，不再计较人生中的荣辱得失。士人遭受冷落，还要面临来自政治上的残酷迫害；下层民众身处水深火热，饱受战争带来的疾苦。作为士人感同身受，满腔的正义感却又无可奈何，也只好将内心的悲愤诉诸于“不着边际”的文学批判创作，以荒诞掩盖满腹牢骚，以此来体现内心难以伸张的“人文”批判精神。③以文斗的高雅，彰显高级情趣文人相轻，古往今来皆是如此。如此文风盛行下的魏晋时期，自然不会缺少文斗论战的盛宴。士人之间相互口诛笔伐，共同构成“文学自觉”主导下魏晋批判思想的另一个特点。诸多文人纷纷发挥自己的才华，或是表明自己的人生志向，或是阐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是倾诉自己的文学见解，此番种种使得魏晋“文斗”的风气格外浓烈。最有名气的是同属“建安七子”的曹操和陈琳。陈琳的大作是《为袁绍檄豫州文》，里面写道“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此曹操沦为王莽之流，后人皆以“操莽重生”来形容奸臣。如此文采斐然、引经据典的上乘散文，实难想象是对曹操出于政治目的批判。曹操赋歌图再看曹操，作为跨领域全能型人才，消灭袁绍统一北方后，为了巩固政治基础，解除来自吴蜀股政治势力有关“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诋毁。建安十五年（即公元年），曹操亲笔撰写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与孤愤，批判那些不明就里的迂腐儒生。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曹操撰文还击世人的非议诋毁，直言不讳地说“拜相称孤”是出于社稷的考虑，非自己本意所想。《让县自明本志令》和《为袁绍檄豫州文》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士人以“高雅”的文笔为文学批判涂抹上“高尚的情趣”，呈现出魏晋士人“文学自觉”中另一类“文斗”的批判特点。文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评价魏晋文学思想说：“清谈一事，虽为空谈老庄之学，而实与当时政治社会有至密之关系，决非为清谈而清谈，故即谓之实谈亦无不可。”陈寅恪先生寄予魏晋士人的批评文学以“清谈”的评价，所谓清谈是借“清谈”、“空谈”之名，行“实谈”之实。以武力和智力大搞割据兼并的魏晋时局，面对军阀野心勃勃的政治角斗，包括士人在内的普罗大众显得越来越边缘化。目睹社会的破败不堪，士人以遁世的行为，积极地入世批判，只为找到规整改良社会的出路，由此掀起一场“批评”的历史热潮。魏晋士人，思想上批判，行为上魏晋时期是封建历史上学术思想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时代的空前巨变倒逼着士人内心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进而激发出有别于古的文学思想观念和创作灵感，使得魏晋文学走向一条自觉自新的批判之旅。别具一格的批判思想主导下，让魏晋文学大放异彩。特别是对封建文学思想的批评研究方面，有着“疏过往之淤塞，开未来之先河”的作用。从该意义上讲，封建文学批评史上迎来首个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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