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典”在中国古籍里，既可以专指上古的典籍，也可以泛指古代文献，同时还可以指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说，“古典”一方面指古代的典籍，另一方面也指这些典籍所记载的典章制度。
典，既可指典册或典籍，也可指典例。所以，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古代经典为中心，但也可以扩展到广义的古代文明。裘锡圭先生在谈“中国古典学重建”时提到“古书重建”和“古史重建”，后者显然已经超越了经典研究的意义。
年3月25日在东京召开的“文明与古典”公开研讨会上，裘先生发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问题。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始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
胡适在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里，把《易经》只看作一部卜筮之书，并对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持存疑的态度。与此同时，王国维则以殷墟甲骨卜辞和敦煌汉简等新出土材料，年在清华大学“古史新证”课上，针对疑古派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认为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
譬如他根据甲骨卜辞中所见殷王世系，指出《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大致不误。裘先生认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依据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古文字材料。
尤其是多数属于西汉早期和战国时代的出土文献，如临沂银雀山、阜阳双古堆、定县八角廊等汉墓出土的竹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慈利石板坡、荆门郭店等战国楚墓出土的竹书等，帮助我们“走出疑古时代”。
他在这篇发言里特意谈了两个问题:以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相对照的问题，古书真伪的问题。十多年后，裘先生发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对当时已经被议论纷纷的“中国古典学”给出比较清晰的研究范围。
他认为，“中国古典学”应该指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甚至可以把“古典学”的“古典”理解为“上古的典籍”。此外，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书，如《史记》先秦部分、《淮南子》《说苑》《新序》《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亦可列入中国古典学的整理和研究范围。
他还对整理和研究这些典籍的工作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对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搜集、复原、著录、校勘、注释解读以及对古书的真伪、年代、作者、编者、产生地域、资料的来源和价值、体例和源流(包括单篇的流传、演变，成部的书的形成过程和流传、演变等情况)的研究。
裘先生倡导“中国古典学重建”，其重心似在古书重建和古史重建。而在想把“中国古典学”和“国学”等同起来的专家看来，中国古典学的领域决不能局限于此。现在，把中国古典学下限推到清代的意见占据学术界主流。
—年北大人文学部连续三年主办“古典学国际研讨会”，分别由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承办。年11月北大首届中国古典学国际会议聚焦“什么是中国古典学”，大多数代表主张把下限延到清末，不要局限在秦汉时期。
在北大的教学体系里，古典学、国学，都还只是作为拔尖学生的跨学科平台，并没有在文史哲之外另设专业。在本科生层次上，为了方便打基础，我们把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压缩在先秦两汉。
在学科建设上，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一直延伸到清代。这样的两种对应方式，前者重视中华文明的根源性经典，后者重视中华文明的经典谱系，蕴含了中国历史上自己的经典解释学。
这个解释学传统不仅推崇新的经典，譬如《孟子》的重要性在唐宋之际受到高度重视，《大学》《中庸》从《礼记》里单列出来，同时还有新的解释。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代解经，侧重字义训诂，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解经，侧重章句的理论新义。
前者的政治寓意更着眼于帝王的社会秩序，诠释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后者似乎更关心儒学在日常生活里的伦理秩序，排斥佛教、道教在民间社会的广泛影响。今天的中华文明遭遇新的历史情境，即全球化共生格局取代了此前的儒家天下观。
厘清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建设目标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对待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再拘泥于“信古”和“疑古”的逻辑循环，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释古”。我个人相信，重构中华文明的经典谱系，是建设未来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结束，最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这一段古史很复杂，有的人很相信古史，有的则完全否定。中国古典学的重任之一，如裘先生所言，是这段古史的重建。
而对历史专业以外的学者来说，古书的重建可能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献，有很多出自战国和西汉初的古墓。可以说，现在是二千年来古书重建的最好时期。
裘先生提出“古典学的重建”，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即要依靠出土文献走出疑古时代。他也不是主张“信古”。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
近年来，在学术界“走出疑古”的气氛中，信古过头的倾向已明显抬头。现在最需要对先秦两汉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他的《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列举了重要的新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现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大的热点之一，清华、北大等高校都有一批出土竹简，时不时有新的重要成果问世。简帛是继甲骨文之后对中国古典学影响最大的新资料，现在应有意识汇总简帛研究的新成果。
但是，这个汇总工作，肯定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积，而是意味着一次精神的蜕变，内蕴文明观念的重大突破。这就不是“重建”，而是“新建”。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经典系统发生过两次大的调整，也就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分类系统。
前者把汉代保存的典籍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后者把隋代保存的典籍分为“四部”，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后附道经、佛经。
技术性的书籍在四部分类法里被边缘化了，道经和佛经得到了重视。不过，两种分类法都把儒家典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从汉代开始，儒家的经典谱系发生了多次变化，在历史上有“五经”“七经”“九经”，乃至广为流传的“十三经”，“四书五经”则又成为儒家核心经典最通行的说法。
中国古典学确实应该把儒家经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但毕竟不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了，老庄等诸子百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部经典，楚辞、汉赋、唐诗等历代文学经典，乃至道经、佛经，亦可视为支撑中华文明的基本经典。
哪些典籍可被列入中华文明经典?这需要长时段的理论解释。经典结构的调整与知识分类体系的重大转变直接相关，但哪些典籍能被称为经典，既要有卓越的理论阐释或艺术表现，也取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
因此，这里涉及复杂的解释学工作，很多时候是在“重读”古典，每一次深刻的重读，往往表现了一种新的学科视野，甚至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以往我们从事古典文献研究，基本上被称为“文史”工作。
但如果想要重建中华文明经典谱系，研究方法上则要兼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视角，则可发现新的经典组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重新理解以前被普遍忽视的自然科学类古籍。
从清末到民国元年()，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再一次进行重大调整，从“四部”转变为现代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七科”，即:文科、政法、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逐渐发展出今天的学科体系。
我们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的书院转变为新式的学堂，逐渐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院的现代教育体制，也就意味着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和评价机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样的转变中，以往支撑书院的经学，失去了社会组织的依托而趋于黯淡，而以真理或客观自居的哲学占据新式教育的中心位置。经历了这么多的重大变化，支撑中华文明的经典是什么?
学术界并没有想清楚，中国社会也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华文明经典既要有学术意义上的“重建”，还要有思想意义上的“重读”。北大国学研究院推出“新编新注十三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范围，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列为中华原典。
社会上还有“佛教十三经”“中医十三经”等不同的典籍汇编，也是一种经典的重构。国家图书馆召集一批著名学者，选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从年起陆续出版，涉及各个学科门类，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华文明经典的再认识。
中华文明经典系统能对中华文脉有所表现，但还不全面。中华文脉代表中华文明的传承，代表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要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身体力行。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的时代，重建或新建中华文明的任务非常艰巨，必须放在世界文明体系的大框架里。
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已经回不到古典时代，却要在经典里找到未来的理念。这是旧邦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