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耀千秋
——《诗经》背后的故事二
在中国，从古至今都在做着一件大事，那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的意义，不只为了统治更宽阔的地域和更多的人口，还在于能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更大范围地撒播先进文化，为文明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土地和更肥沃的土壤。
这种“大一统”理念，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四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重要时刻。
第一个重要时刻，当推仓颉造字时刻。仓颉造字，应该是中国先民对文化“大一统”进行的一次跨越时代的尝试。
我们知道，文字作为表音、表意符号，它的出现肯定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也不是在短短的几年或几十年就能够产生的。
中国先民在广袤的东方大地上，通过对周围世界和日常生活的观察、学习、领悟，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的表音、表意符号，并用这些符号来表达对自然、人际、生产、生活的称谓。
但是，因为地域的广大和人群的分散，这些符号非常庞杂，而且随地域和人群的变化而各各不同，在这样情形下，仓颉应运而生。
他或他们将这些符号收集、归纳、提炼、总结，确定了相应符号的形、音、义，并且把确定了形、音、义的符号明确为规范文字，以此为准，广为传播。
《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足见文字诞生的惊世骇俗。而作为“大一统”最重要的工具，中国先民在掌握文字后，从此走上了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也走上了用这套文字去影响、征服、同化周边范围的道路。
中国方块字诞生至今，已远远超过五千年，即使到今天，使用这套文字的人口应该远远超过二十亿。
仓颉造字，不可不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他或他们的丰功伟绩，横亘古今。
中国文化“大一统”的第二个重要时刻，一定是《诗经》诞生的时候。
《诗经》出现之前，周朝政府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化工作，其一是构建了礼乐制度。用礼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生活。
其二是建立了国家和地方守藏室，把重要的文献、礼乐典籍收藏起来，用以指导和教化人们。
老子李耳(字聃)就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史，他以职务之便博览群书，成为博学之士，孔子就曾问礼于他。晚年的他更是在西出函谷关之际，留下了鸿篇巨作《道德经》。
其三是设置“采诗”制度，每年派遣官员深入民间广泛收集民谣。
相传到孔子时期，收集的民谣就已经多达两万多首了，为《诗经》的出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可惜的是，这些卓越非凡的文化成果，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连年战火中灰飞烟灭，埋没进了漫漫的历史长河。直至《诗经》的重现天日，我们才得以管窥一斑，重新领略先民丰富多彩的文化风釆。
之所以出现《诗经》，与孔子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
孔子长期而丰富的从政、从教经历，使得他知晓文化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他在周王朝收集的两万余首民谣中撷取了最具代表意义的一部分，再加上周王室流传下来的“雅”“颂”二体，形成了流传后世的《诗》。
《诗》的出现，是孔子对周王朝文化工作的精练、提纯和总结，也是中国文化“大一统”的一次有效和有力的展现。
如果没有孔子在浩如烟海的民谣中选编出让人们爱不释手、反复诵读的《诗》，这些璀璨的诗歌可能就随秦始皇的大火一起，封存到了历史的记忆中了。
幸而有《诗》，才让后人有机会循着它的韵律，去探寻先人的足迹，去还原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风貌。
《诗经》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字资料，也为后来中国文化的一再“大一统”做出了不遑多让的历史贡献。
中国文化“大一统”的第三个重要时刻，是秦始皇的“书同文”时候。随着方块文字的出现和应用，中国人就以独特的视角和形式开启了文化和文明之旅。
但是，由于被征服和同化的地域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这些文字的形、音、义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异和走样。
因此，不断有受“大一统”思想熏陶的仁人志士不断呼吁“书同文”，实现文化思想上的又一次“大一统”。
比如齐国称霸时，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管仲就在他的著作《管子·君臣篇》中提出：“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弋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孔子也在《中庸》中呼吁：“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是由于当时统治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所做的尝试力有不逮，“书同文”的功绩和历史贡献才落到秦始皇的名下。
“书同文”使得文字的凝聚作用更加突出。秦军所到之处，小篆与箭矢兵戈一并抵达，也与秦律一并生效，至此，东起大海，北抵长城，西至陇西，南达南海，在两千多年前全国范围共同书写一样的文字，何其的壮观。
可惜，因为其烈度，秦始皇过早地病逝于征途之中，让他的雄才大略还未完全展开就夭折在梦想之中；他“焚书坑儒”后可能会展开的文治武功，也如他的棺椁，两年多年来，长久地封存于黄土高原厚厚的封土之下。同样，“书同文”的历史功勋，也被“焚书坑儒”的恶名抵消得遍体鳞伤。
幸好，“书同文”及“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修秦律”已深深扎根于民族记忆基因，让我们有机会千秋万代都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大一统”的第四个重要时刻，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时候。
汉初，经过几十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家经济生产、人口、国力得到较好恢复。但也是这时候，从北到西匈奴崛起威胁着汉王朝的生存，国内诸侯割据也愈演愈剧，外忧内患可能葬送汉王朝先辈的丰功伟绩。
为强化中央集权和对外征伐，开疆拓土，汉武帝实施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这时候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家，已经是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末战争洗礼的新儒家，其中杂糅了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甚至阴阳家的许多思想，是孔孟之道为核心，多家学说附会的兼收并蓄发展成果，而“六经”则是孔子整理传授下来的《诗》《书》《礼》《易》《乐》《春秋》。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汉武帝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也为汉朝的巩固、发展和延续作了制度安排。
也因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支撑汉王朝强盛后，得到了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君主的推崇，成为中国两千余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自然而然地被广为传诵，流芳百世。可以说，两千年来，不知帝王者不为罪，但不知《诗经》二字者，非装疯卖傻，即为化外之人。
中国能够在汉朝以后两千多年时间，仍然维系着顽强、蓬勃的生命力，国人仍然被称为汉人，说的话被称作汉语，写的字仍然是汉字，穿的传统服装被称为汉服，成熟的男人被称为大汉或老汉，正好说明汉朝政府“大一统”异乎寻常的成功。
而且，中国历代由乱而治，由分裂走向统一，儒家及其经典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诗经》作用功不可没，彪柄千秋。
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在这四次文化“大一统”中，除仓颉造字历史久远外，其余三次，都与《诗经》有关。而且，当《诗经》广为传颂时，历史就顺利地发展；当《诗经》遭遇封杀时，历史就会出现波折，甚至国家遭至灭顶之灾。正可谓“兴”也《诗经》，“亡”也《诗经》，历史轨迹，不可不察，不可不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