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中人，都讲喜欢讲一个“静”字，对他们而言，这个静字当然包含着高深幽妙的境界。然而，静的本意是自然界的安静，用在人身上，多半讲内心的宁静。
可是凡尘俗世中，真想安静，宁静，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怎么解释，佛道中讲的静都有脱离凡尘俗世的意思。也就是说，佛道中高深幽妙的境界，多半只是追求个人内心的宁静。
这和儒家的入世哲学格格不入。
从魏晋到隋唐，佛道思想基本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依照佛道思想，当时相当一部分人是追求清静无为的自然境界。当然，这种情况到了唐朝之后有所改变。然而那时候儒学依然没有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直到宋朝，以北宋五子为首的一批哲学家才重新认真、系统的研究儒学。我们现在说的儒学，或者说礼教，其实都是指以北宋五子为首创立的新儒学。新儒学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新儒学后来也成为五四运动攻击的主要对象。新儒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新儒学的积极贡献。
其最现实，最重要的贡献，是用一个“敬”字替换了佛道的“静”。
佛道讲静，从内心上来说是宁静，在行为上，多数人也讲求清静无为，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首先打破了这种消极的思想状态，提出人的修为应该由静转变到敬。
儒家说的敬，是心怀敬意，心怀敬畏。心怀敬畏，做事才能一丝不苟，一丝不苟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有所成就。曾国藩在《课程十二条》中把“敬”放在第一条。他说：敬，严肃整齐。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这是对敬的最好的诠释。时时刻刻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敬畏之心，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把心放在肚子里，这说的是保持着中庸的状态。有事的时候专心应对，不要慌乱。这个说法其实是王阳明提出来的。
王阳明对“静”字有一个深刻的剖析：他认为静不是保持安静，而是内心始终都能清楚的看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紧张不急躁，只一心一意的去做就行了。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一心一意的做事的人，那是有大修为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一心一意，是因为他能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有效的预判，因此他不需要急，也不需要担心“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多数人不安静，就是因为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也无法掌控事情的发展趋势，因此内心慌乱。
而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他们平时没有认真的思考、观察，没有怀着一份敬意，去一丝不苟地把事情认真的研究透，学习透。
佛道思想虽然看似高深，简单的一句话就涵盖了人间万物。但是要真把一句高深的话悟透，要真把那简单的一句话当作行动的指南，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经常有人说：王阳明先生的思想那么高深，比朱熹的思想还要得人心，可为什么王阳明的思想没有成为主流，被官府认可呢？
原因就在于：阳明思想是建立在朱熹理学思想上的领悟。所谓心即理，是指外物之理已经内化于心，成为人心之理。你什么都不学，没有知识储备，你本身的那个“良知”能有多少呢？无论是阳明先生说的“致良知”，还是《大学》中说的“明明德”，前提都是要彰显，要学习，要体会，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心。
没有这个过程，一颗纯自然的“心”能让你明白多少道理呢？
简单的说，阳明先生说的“致良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理解的。要想理解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就必须先理解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到底，朱熹的理论才是系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搞懂，又可以具体操控的知识体系。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怀着敬畏之心，从基础知识开始学起。
所以，年轻人不该讲“静”，而应该求“敬”。年轻人也不该学阳明心学，而是应该拥有朱熹那种一丝不苟的“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