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是错误的，而有些则是重新定义了原文的概念，比如孟子就是重新定义了“义”，不明白这点，就可能对《论语》的理解出现偏差。
孔子的“义”与孟子的“义”，其内涵基本上不同。
《论语》中，孔子没有对义下定义。到了子思著《中庸》，才给予明确：“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适当。
《论语》中，出现“仁”次，出现“义”才24次，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义”是作为“仁”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孔子对“义”并没有强调成最高。“仁”与“义”的关系，朱熹的理解比较符合孔子的原意，即“仁为体，义为用”。
《孟子》中，孟子也没有对“义”下明确定义，在《孟子》一书当中“仁”字出现次，而“义”字出现次（杨伯峻先生的统计），在孟子那里，“义”已经上升为与“仁”相同的一种终极价值，与“仁”是并列的关系。
孔子“罕言利”，但他并不把“义”与“利”对立，甚至在《十翼》中提出“义，利之和也”，即“利”达到平衡、和谐的境界就是“义”。
孟子则提出“不必言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有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极端化倾向，所以后来有“义利之辨”的说法。
综上，孟子所言之“义”与孔子所言之“义”基本上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孟子所言之“义”，已经没有了“适宜、适当”的意思，而是一种“必须、必然”的价值观和信仰。
不搞清楚两者的不同，读《论语》就容易被孟子带偏，不能准确理解《论语》的原意，甚至会失掉其精髓。
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般采用皇侃《论语义疏》的解释：“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
其实，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对于君子，向他说明什么是适宜的；对于小人，让他知晓其利益在哪里。”（参见本号《乐解论语》7：君子怎么能离得开小人呢？）
在这里，孔子并不是在讲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而是在教人守礼的适宜方法：对于君子，告诉他守礼的意义即可；对于小人，因为其认知受限，不必给他讲大道理，只要告诉他守礼会有利益即可。在孔子那里，并没有那么讨厌小人的意思。在没成为君子前，大家都是小人，小人可以教化为君子，即曾子所说“大学之道”在于“新民”。孔子为什么“罕言利”？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懂“利”，而孔子可能比所有的人更懂“利”。他办大学收弟子的主要追求是要培养一大批“君子”，即国家栋梁之才，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讲授“利”。
孔子是最讨厌“辩争”的，而一百八十年后，孟子所处的时代，百家“争辩”，辩到最后是一遍混战。孟子非常讨厌小人，痛恨“不仁”，他敬仰孔子，但他不懂“义”，最后只能“大义凛然”，到处怼人；他也未得“中庸之道”，所以“善养浩然之气”，凭此独立于世。
故，读《论语》，需要平心静气，因为“静”才能生慧，才能真正地进入孔子的世界。（君学者小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