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台湾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曾仕强的在台湾安详辞世，享年84岁。
曾仕强
曾先生最了不起的建树，是发掘古代先贤经典，结合现代国人遇到的问题，来给予智慧解答，充满了中国味。尤其开创性的是，提出中国式的管理，与企业管理和商道相结合，突破中国古代诸子圣贤普遍的重农轻商情结和认知，体现了很大的时代进步性。
很多人，从科学的角度来挑战曾老师的国学论点，但恐怕有点文不对题。因为曾先生所传播和弘扬的，其实不是科学探索，而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是天地存身，待人处世的道。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贫穷落后，尊严丧尽的历史。广大的有识之士，为了救国图存，不断的在反思反省我们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吸取先进西方文明的成果，尤其新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将旧的经典不分辨证好坏全部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例如礼教被盖上“吃人”的大帽子，而在七十年代更是在运动的浩劫中被批判的面目全非。
但随着我们现代化的起步，中西文化交流的交融加速，我们渐渐发现这种完全西化路上的困境。西方的很多道理，并不完全适用于这片东方土壤，甚至现在也慢慢发现西方社会一样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开始去重拾那些当年先贤的智慧，尤其先贤在社会伦理上的哲思。曾仕强先生更是其中的代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敢于指出“21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是曾先生对中华文明有着非比寻常的文化自信。这引领了很多国人，走向对自己文化的拥抱与认同。
曾仕强被誉为一代国学大师，有着对国学的深厚理解自是不必言，更重要在于曾先生的研究与弘扬并不居高堂之远，而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其讲论风趣、幽默、贴近平实，让每个人都可以受到教益，而且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多次亲赴祭祖大典，开办国学院，洒露芸芸。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睿智、豁达、怀民、济世等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想必这也是曾先生辞世，能在普通百姓中引发哀思的原因。
先生精思妙语，值得细细品读，特别整理如下！
论中华文化
朱子说:“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我认为中庸之道应当更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清晰。水似柔却刚，中国人喜欢内刚外柔，内方外圆，心中有原则，而且十分坚定，表现出来的，却是相当随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中华民族看似软弱，有时还带点懦弱怕事的味道，但是几经外侮，却能够显现坚强无比的不可征服性。我们敬天、事天、顺天，有时候也会大骂老天爷不长眼睛水钻土石的缝，人钻法律的漏洞。水把缝冲大，人更能够把缝扩大。中国人常说善门难开，即是此理。还有，水在平地流动，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但是遇到不平的险阻之地，就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这种不平之鸣，到处都可以得到印证。天下没有法治，也没有人治。西方人是用法治来实施人治，中国人是用人治来实施法治。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有是非，嘴巴没是非。肚子里面清清楚楚，嘴巴里面含含糊糊。中国人说话:法在肚子里,称在心口,情在嘴上。中国人最厉害的就是，把法放在肚子里，我们不讲，心中有一把秤，叫做理，嘴巴专门讲情的，“没问题，没问题”。只是到时候你才知道有没有问题，听中国人讲话要听心里的话，嘴巴里的话不是假不是真，它是妥当而已，中国人只讲妥当话，心里是真真诚城，嘴里却是随机应变。日本人爱面子爱到会死的程度，你看他们一没有面子就切腹自杀。而中国人爱面子爱到刚刚好不会死的程度。如果你告诉我，日本人是学着美国那套才起来的，我就告诉你，你最好到大学里面去教书——讲这种不切实际的话！历史是会重演的，但每一次的遭遇或造化都和以前的不太一样。有看得见的部分，就有看不见的部分。有摸得着的，就有摸不着的。阴阳是一体的两面，如影随形。合一的意思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样才有生命力。万事万物，有虚就有实，有真就有假，有得就有失。天底下的变化，就是一阴一阳，亦一亦二。人生每一年龄段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阴阳的变化不但影响人类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自然万物循环不已，生生不息。中国式沟通：凡是你讲的，通通没有人相信。你不讲的，别人通通替你讲出来。中国人很讨厌是非分明的人，也很讨厌是非不分明的人。西方文化绝对不容许你骗别人，但是不反对你骗自己。中华文化刚好相反，我们没有办法禁止你不骗别人，我们只要求你不要骗自己。中国人心中有两个难以释怀的东西：第一，我对得起祖先吗？第二，我对得起子孙吗?不管你问我什么，只要是关于中国人的——三个字，绝对是标准答案——“很难讲”。
论修身处世
信用是一个人的第二性命，人无信难立于世，一个人的信用很重要，信用是自己坚持出来的东西。使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要享受那个成果，不管好坏，这就叫自作自受。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替自己负起全部责任。发展事业本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必须在经营事业的过程中，完成修齐治平的人生使命，立业才有价值。你所有的成功，都是别人成全你的。我们要讲圆通，因为圆通就是随机应变，我们不讲圆滑，因为圆滑就是投机取巧。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一个小孩主要是看他的品德，拥有优良的品德，这个人一生很稳固。贫穷不是罪恶，富贵并不可耻，平常心对待金钱。一个人让他人看不顺眼，本身是有很大的责任的。钱是自己赚的也不能奢侈，因为这样造成很多人的不平，也败坏社会风气。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投机取巧，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你不认真，那是绝对不会有前途的。但是你认真到别人看出你很认真，也没有前途。我们一生的努力，只在证明我们有没有成功的运气。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具备四种识：常识、知识、见识、胆识，常识往往比知识更重要。什么叫做孝？上半部是老，下半部是子。老少两代的关系叫做孝。什么叫做教？就是拿孝做根本，来学文，所有的文化都跟孝有关，就叫教化。处逆境容易，正因留意，处顺境很难，正因大意。人不能认命，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证明我到底有什么命。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在照顾自己感情的同时，也要顾虑别人的感受。人处朋友，只需要记住两点“成全”与“分享”。
你要很谨慎地去保留你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之处就是你之所以为人的地方。能够自我成全，才是人最伟大的地方。
论中国式管理
中国人非推、拖、拉不可,如果一味认为推、拖、拉是坏事,那就会到处看不惯,甚至整天不愉快。合理地推、拖、拉,把推、拖、拉的功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才是真正的圆通。
我们最怕的是领这里的薪水实在微薄，但是外面都在赚自己的外块。中国人要走不会跟你讲真话的。他不是骗你，而是给你面子。好聚好散。人不可以欺骗，但是经常不能说真心话。说真心话你就更惨，比欺骗更惨。如果员工完全没有情,没有喜怒哀乐,什么都不在乎,那就不好管理,因此还要利用他的情,利用的喜怒哀乐来管理,这才是合乎人性的管理。人不可能无情,虽然能暂时忘情,但终究还要回到现实社会中来,还是要讲情的。管理者如果具有仁爱之心,就应该把情扩展到所有的人,替大家着想。你老板跟你讲话含含糊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去把它弄得清清楚楚。管理是修已安人的历程。以化解代替解决，务求尽量减少后遗症。寓人治于法治,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做人做事兼顾并重,透过好好做人来把事情做好。抱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心态来包容一切。组织的功能，在聚合安人的力量，协同一致。领导的意义，在发挥安人的潜力。安人就是把部份和在一起，合成一个整体，并且促使整体大于部份，和透过已安和人安增进和谐的效果。经是方的，规规矩矩，实实在在。权是变动的意思，要持经达权，合理应变，才能圆通而安人。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集体主义，中国式管理则是我们常用的交互主义。中国式管理的交互主义，秉持二合一的态度，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说法，合在一起，形成在集体中完成个人的合理主义。志同道合的同仁，由于人心善变，不久之后，可能变成志不同，道不合。各种内外环境的变数，更是随时出现。中国式管理主张依理应变，凡事依据原则，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应变，以求合理。凡事未定案之前，十分民主，一旦拍板定案，相当独裁。这种把民主和独裁合起来想，称为专制。沟通以不明言为基础。老板做好人，干部做坏人，才是良好的配合。有本事来拿，拿不到怪自己，是激励的基本原则。若非理念相同，很不容易做到以人为主而又能够密切配合，把工作做好。中国式管理首重道不同，不相为谋，力求因道结合，彼此志同道合，理念相同，更中能够同心协力。人性管理的要决：所有的方法最后只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的事情记住六个字：合理，两难，兼顾。对于中国人的管理而言：中国人，不能管，只能理。——合理，两难，兼顾。任何数字，在西方人手里头是非常准确的。但到了我们华人手里，就变得很有弹性。
这些言论，无论论中华文化、修身齐家，还是中国式管理，但其实总的来说，始终回答的只是一个命题，那就是——我们是谁？中国人是谁？无疑，曾先生给的答案是魅力的，自信的、独特的！
这就不得不让人想到另外一位知识分子，也是同样来自台湾的——柏杨，他却几乎是完全从另外一个相反角度来回答同样一个问题。而这个答案，曾经深深的刺痛过每一个华人！
柏杨
中国人:丑陋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
中国人认为要忍让，这是美德。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而用忍让两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一个中国人就是一条龙，可是十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却是一条虫！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丑陋。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的民族元气，受到挫伤。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因为古代中国人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交给了暴君暴官，所以他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自己的未来，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变成明君，暴官变成青天大老爷。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问心无愧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站在自省的镜子里检点自己，宽容和直面一切批评，并从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坚实的自信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小人物往往三十而呆，四十而无耻，五十而心智枯竭，六十而肆无忌惮。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使我们丧失了礼貌。……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长辈告诫我：“中国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一代了！”可是我后来对我的儿子说：“中国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接着我的儿子又对我的孙子说：“中国的未来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真正好起来？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更凶暴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可怜的是，中国的战斗力跟儒家学派的声势，成反比例发展，圣人越多，英雄越少，酱缸越深，活力越弱。中国遂越来越抵抗不住，不断惨败，以致皇帝被人生擒活捉，国家屡次灭亡，几乎不能翻身。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二十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特权社会中，凡是破坏法律的人，往往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普通小民，碰一下法律试试，非死即伤。只有手握权柄的大小家伙，才能摧毁法治，和人民对法律的信心。社会上充斥着阿谀之徒，领袖放个屁，立刻就有人研究出来它的哲学基础。使人痛心的正是这种忠烈正直，它永远是暴行之下的产物。几乎每一个忠烈正直的中华人，遭遇都要如此坎坷悲惨，原因何在？一个社会，忠烈正直所付出的血肉模糊代价，会使这个社会再没有人去追求是非善恶，强梁就成了公理。暴君诬杀忠良，暴官诬杀无辜，暴政诬杀异己，不仅摧毁法律，而且摧毁道德。道德瓦解后造成的森林性的生存律，将把全民驱入禽兽世界。必须软骨头才可以通过鼠洞，通过之后，骨头又怎能硬得起来？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Ｑ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
文化是混沌、复杂的一个体系，肯定有糟粕也有精华，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曾仕强眼中的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是道统、智慧、温良的，而柏杨眼中却是自私、愚昧、猥琐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两个答案之间的时代背景。柏杨批评中国人的丑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曾仕强弘扬国学则主要是近来数年才蔚为大观，中国也正经历了，从历尽曲折终于真正蹒跚起步开始追赶现代文明，到今天能够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中国人是谁这个答案，也因为我们国家的面貌变化而跟着改变，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也从鄙夷、自卑到重新接纳、珍视与自信的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