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追求的“万里功名”
◎阚平
◎本文责编∕蒋玉
先从一则趣闻说起——
话说西晋时率军灭吴的大将军杜预，不仅文武双全，还很有“创意”，生前请人为自己刻了两座载有他文功武绩的功名碑，一座碑立于岘山之巅，一座碑沉于汉水之底。哪怕将来发生天塌地陷，沧海桑田，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他总会有一座碑石存留于世。岂不知，虚荣心太强，名利看得过重，反而会弄巧成拙，沦为后人的笑柄。
人云：“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道德和知识的崇尚应当超过对名利的追逐。元代诗人王冕一生正直豁达，不图虚名，曾于墨梅图上题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杜预的反面教材告诉我们一个浅显道理：功自实，毁自虚。为官者之名源于人民的口碑，只有一心造福国家和人民，才会威名远扬，让人广为传颂。
如何对待功名，反映着一个人的见识和境界、精神和作风。以天下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理应具有封建清官难以企及的理想信念和崇高境界。焦裕禄心中只有“民利”，鞠躬尽瘁做工作，从不考虑个人名利；钱学森坚决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世人称他“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无数共产党人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革命功名观，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还存在向党组织伸手的行为。有的想方设法拉关系、搭天线，向组织张口要这，伸手要那；有的贪慕虚名，凡事搞算计，看到成绩就往自己头上记，见着荣誉就往自己怀里揽，甚至把功夫下在搞一些不实用的“花花点子”上；有的愿意做显绩，不愿意做潜绩，干事讲条件，干成要待遇；有的奉行明哲保身、中庸无为那一套，凡事瞻前顾后、爱惜羽毛，于国于家无益。当地位、级别、待遇在价值排序上占据优先，当物质、福利、享受在人生追求中位居前列，领导干部又如何能静下心来干事谋事？
名必有实，事必有功，誉必有绩。共产党的“官场”非为升官发财的名利场，也不是清闲安逸的养生堂，而是为民造福的奋斗场。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回到家乡，叔叔埋怨他：“你过去在国民党部队当军长，是有前程的。如今当个共产党，脱下皮靴穿草鞋，天天提心吊胆，你亏不亏？到底图什么？”贺龙坦然地说：“只要革命能成功，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当年，彭德怀看到巴金在一篇文章里描写他“像长者对子弟讲话”，顿感坐立不安。他给巴金回信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他们这种“名利于我如浮云”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于那些整天汲汲于名利、戚戚于富贵的人来说，不啻一服清醒剂。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对共产党人来说，如何对待名利，是检验一个人党性、人品、官德的试金石。陈云说过，共产党人“是为人民当差的”，并认为任何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当领导干部，只有把“为了谁”“做什么”“怎么做”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才能把干事业当成本分，谋发展放在首位，而不是把自己私利放在心上。
功名是一种标志，也是一面镜子。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越是饱满的谷子，越是低下头。年，因部队缩编，组织上决定把李先念从军级降为营级，调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找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毫不犹豫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为了事业，可以忘我；为了人民，可以忘私。建千秋之功、立万世之业，而无个人功名之求。这才是共产党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名利观的生动诠释。比之他们，那些向组织伸手的人是不是应该感到汗颜呢？
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实现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人追求的“万里功名”。如今，时代不同、场合不同，贪图功名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越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越要做到事业有我、功名无我、奉献忘我，这不仅是群众的福祉，也会获得臻于化境的幸福人生。你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