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渐进论中观康有为的“三世三重”
引言
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反映在思想上也步步走向堕落。年，他著《中庸注》，补写《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并撰《孟子微》，年，在印度大吉岭之大吉山馆撰《论语注》，又撰《大学注》，并完成《大同书》的最后补写工作。据康有为自己说，《中庸注》、《孟子注》、《论语注》等书，都在戊戌变法前成稿，此时不过是旧稿加以润色或补修而成，其观点没有根本变化。但就其内容看，和他在戊戌变法前所写的《礼运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书比较起来，确也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变动。特别是《大同书》，虽然在变法之前已开始“演大同之义”，着手著《人类公理》，一直未成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秋，才最后完稿。此书在思想界影响很大，一部分可以代表变法失败后的思想。
一、《中庸注》中“三世三重”说历史观
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观点，在其戊戌变法前所著《礼运注》时，在叙文中曾多次热情地宣扬当今中国已是小康升平世，应及时变法求进化，走向大同太平世，如果不求进化，泥古守旧，“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他坚持所谓“三世”不能飞跃的渐进论，以小康到大同之间发生过程，也必须渐进，不能飞跃，只能用点点滴滴的逐步改良的办法“循序而行”，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因此，在戊戌变法前，他不愿以大同学说“示人”，认为在小康时代而言大同，非徒无益而且有大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游历日本、欧美、印度和南洋一带，对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繁荣”有所见闻，也有所感触，不仅没有促进他历史进化观的发展，相反起了促退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周游欧美，停居印度时，虽然没有消沉泄气，乃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但其维新变法思想，不仅没有进步，相反，更为软弱。显然，他的改良主义的历史观，倒退到点点滴滴，支离破碎。他认为自己在中国所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似乎远过于激进了些。因此在写《中庸注》时又提出了所谓“三世三重之道”。他说：
“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据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以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
这里，康有为把原有三世说运用此种所谓“三重之道”加以划分成“无量数”的历史小阶段，然后按此“无量数”的小历史阶段，为继续宣传改良主义路线服务。“因时举措，通变宜民”，进行改良变法，显然，按照这种“无量数”的历史小阶段进行改良变法，那不是点点滴滴的庸俗历史进化观吗？可见，此时康有为的思想，虽然尚保存其进化的观点，然越走越小，近于龟步的爬行着。他又说：“三世三统之变，·····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务。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滞、不固，务令可行而为人道之用。尚恐法久生弊，又预为三重之道，因时举措，通变宜民，推其错行代明，故可并行不悖，既曲成万物而不遗，又久历百世而寡过，因使孔子之教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
康有为此时强调“不高”、“不偏”、“不怪”、“不空”，“务因其宜”，“务令可行”，合人道“中”、“用”之道，把历史分得“无量数”的点点滴滴的小阶段来进行维新变法，其与保守派相比较，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仍然是和以慈禧为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泥古守旧思想进行斗争。他在注释“君子之中庸”和“小人之中庸”时，说，“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焉，其统异、其世异，则其道亦异，故君子当因其所处之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上下无常。惟变所适，别寒暑而易裘葛，因水陆而资舟车，道极相反，行亦相反。然适当其时，则此时之中庸，故谓之时中。若守旧泥古而以悍狂行之，反乎时宜，逆乎天运，虽自谓中庸，而非应时之中庸，则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这里强调的“非应时之中庸，则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显然是对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而言的。康有为以“惟变所适”，“适当其时”注释中庸，称为“时中”。这种“时中”思想对当时以慈禧为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斗争，固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的“时”，如上所说是被划分为“无量数”的小阶段，这种龟步式的庸俗历史渐进论，后来成为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反对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
可见，康有为在《中庸注》中所宣传的那套庸俗历史渐进论，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时，其主张进化的步子越走越“渐”、越小，堕落成庸俗历史进化观。
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三世说历史观的退步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是小康升平世，应及时进行维新变法，进入大同太平世，即从封建专制主义走向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在变法失败后，对其原来认为春秋为据乱世，秦汉到今二千年的中国历史为小康升平世的看法，是估计过高了，应为据乱世。他说：
“汉世家行孔学，君臣士庶，劬躬从化，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当秦汉时，外则老子、韩非所传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君得稳操其术······呜呼，使我之中国五万万神明之种族，蒙然恭然耗矣，衰落守旧不进，等诮野蛮，岂不哀哉。”
此时，康有为对其当时历史进化条件能否继续进行维新变法运动，走向大同太平世已失去信心！序文中已隐有“退兵之战”的却退言辞。当今中国既然是据乱世，那末，康有为按其三世说历史进化观点来说，他当时所应努力的维新运动，其前途应该“进至升平”，而不是“进至大同”。他说：
“我国从前尚守孔子据乱之法为据乱之世，然守旧太久，积久生弊，积压既甚，民困极矣，今当进至升平。······若守旧法泥古者，以为孔子之道尽据乱而止，是逆天虐民而实悖乎孔子者也。······孔子之志实在大同太平，其据乱小康之制，不得已耳。”
这段表述，虽极模糊，但仍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平等、君主立宪等政治纲领的内容，不过为了表示其历史进化必须循序渐进的主张，因此这里连写了这么多的“君与臣不隔绝而渐平”等的“渐平”字眼，其妥协退却之意，已溢于言表。何时能进至太平？何时能由升平而再“进至大同太平”？在他看来，就历史进化阶段来说，将是多么遥远渺茫的未来啊！
他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在戊戌变法前，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想象为太平世。因此，他热情的激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而戊戌变法失败后，周游欧美、日本、印度各国后，看到欧美各国也是那么紊乱，特别是工人罢工运动、阶级斗争的尖锐，使他失去希望，满怀忧惧。他在戊戌前原来认为欧美各国的大同太平世的说法，此刻也改认为小康升平世了！
他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论述土耳其、印度、美国的三世万史进化时期说：
“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由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此如土耳其、波斯、印度，则日教以西欧之法度，渐去其生民之压力，而升之于平，而美国文明，已至升平者，亦当曰求进化乃至太平也。”
这时，他把美国之进化而降为小康升平世。值得注意的，前面说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是据乱世，应“进至升平”，这里所说的升平世，并未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未放弃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前途。从这可以看出，康有为此时对美国的看法失望了，对美国式的联邦国家认为也远远落后在“大同之道”的后面，特别是中国远落在据乱之世，其离大同世更加遥远。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前，曾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理想中的太平大同世界，激励宣传变法，使中国由封建主义专制君主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所希望通过变法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即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进化的幻想破灭了。但是，他并未改变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立场，他未放弃中国走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道路，不过，随着他政治上的堕落，不得不以“循序而行”反对“越级超进”的渐进的历史进化观点，为反对革命，宣传“保皇”大造舆论。这种庸俗的“循序而行”的历史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害的。
三、《孟子微》中“三世三重”说历史渐进论的再退步
康有为的《中庸注》、《孟子微》是他周游欧美、日本、印度等国后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不一，历史发展阶段极不平衡，同一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也不一样，中国和其他国家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在他的《中庸注》中提出“三世”“三重”说后，在《孟子微》中又更进一步的阐发了“三世”“三重”说。他说：
“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如仅识族制亲亲，据乱之据乱也。内其国，则据乱之太平矣。中国夷狄如一，太平之据乱也。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这一观点，其目的是坚持历史渐进论，坚持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
他在《孟子微》中对孟子亲亲、仁民、爱物之道解释时，极力阐发其“循序而行”的历史渐进观点。他说：
“凡世有进化，。。。。·未至其时，不可强为。孔子非不欲在拨乱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杀之义，而实不能强也。可行者乃谓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进化焉。”
在此之前，他论述三世进化时，着重在反对“守旧泥古”，而这时宣扬“三世三重”说，则重在反对“未至其时”而“越级”“强为”。他强调“可行者谓之道”，必须循着“三世三重”的“无量数”，以至于“无穷”的点滴的历史进化。显然，这些论点的矛头，是在于打击民主革命思想的成长和发展。这种三世说分得越细，其妥协性越大，大同太平世的实现，距离越远，最后势必专注于点滴改良，而把大同理想世界升华到云端，成为虚无飘渺的境界。
同时，他用“三世三重”说，可以把各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东西方各国历史放在一定阶段上加以解说。
康有为如此地解释世界各国历史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按其“三世三重”之道，或无不可！但他用这种“三重”之道宣传其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确认这种改良主义可以使各国历史导至于“止于至善”的大同世界。他的这种思想，与外国资产阶级学者赫胥黎等人的庸俗历史进化论相呼应，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主革命是起着不利的反动作用的。
年同盟会成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更加仇恨革命，公开举起君主立宪的旗号，堕落为反对革命的政治势力。而此时他公开的用“循序而行”的渐进历史观来宣传反对革命的保皇纲领。他认为君专、立宪、民主三法只能循序渐进，若紊乱其序，则必大乱。很清楚，他是用点点滴滴的龟步式的改良主义进化观来反对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严厉地驳斥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君专、立宪、民主三法必须循序渐进的谬论。
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辛亥革命给康梁等保皇党人以致命打击，但康有为继续坚持保皇立场，年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继续宣传改良主义。年，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帝制，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完全绝望了，他忧伤“苦闷”，于年三月死于青岛，结束了他改良主义的政治生涯。
四、三世三重说历史渐进论的实质
魏源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三世说历史观虽然具有重商主义的特色，但在其解说历史进化的太古、中古、末世三个发展阶段上，没有突破封建主义史学的范畴，而是强调“复返于初”，“复返于太古”，在封建社会历史范畴内循环运行。
康有为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体系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三世说历史观洋溢着向往中国走向“大同太平世”的理想。这种大同太平世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美丽前景，正是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的历史观中所没有的。
他提倡维新变法，其目的在于使小康升平世的旧中国而为太平世的新中国。而这个大同太平世是由小康升平世旧中国的专制主义君主制渐变而为君主立宪，再由君主立宪渐变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已不再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而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了。他的维新变法的目标，便是使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的封建旧中国渐变而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政体的新中国。他说：这个维新变法的目标，正是“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的大愿。而且孔子的这种春秋三世的前进发展过程，他认为是历史进化的必然之理，并认为孔子的春秋三世说，就是完全依据“进化之理而为之”的。
显然，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三世说历史观，是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他宣传维新变法的目的，是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原则下，亦即不触动清廷封建统治基础的原则下，自上而下地采取改良主义方法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可见，康有为的春秋三世说历史观的实质，已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康有为的方法论，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史学方法。他为了给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武断地对待我国文化遗产和历史，主观地、甚至狂悖地诡辩解释所谓孔子的“微言大义”。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其学说思想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到了西汉董仲舒时，孔子儒学便充满着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等“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思想，是宗教化了的新儒教。所以，董氏春秋公羊传中，满篇谶纬迷信字句。
结语
“乱者，理也。”这样地解释古文，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不仅是武断，而且是惊人的狂悖。康有为这种牵强附会地主观唯心主义史学方法，凭自己主观臆断，把很多具有史学价值的史书和古典文献说成是某些人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所“托”，把我国古代许多历史事实完全否定，这种疑古思想对中国古史研究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但也必须指出，康有为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的批判，这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是起着进步作用的。然而，他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斗争是不彻底的，并且没有进行到底。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看，他主要是宣传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同地主阶级顽固派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这也应予肯定的。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形势下，他却反对“变”了，并把自己摆在与革命相对立的地位，其学术思想也随之倒退为历史循环论，走向自己的反面。康有为思想的蜕变，也并不奇怪，这是受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派软弱性的必然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