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如果说在西汉，孔子的教义还只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到东汉则完全变成了宗教。这个时代还产生了《孝经》《女戒》。佛教恰好在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佛教文化所带来的关于“知”方面的思想，和儒家思想中“仁”的部分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它使得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一个浪漫而自由的时代，即魏晋南北朝时期。
韩愈是唐代人，但他发动了“新儒学”运动，行为和思想更符合宋代文人的要求。“宋儒”努力弥补唐思想文化上的缺陷，想让中国的文明趋于完美。因此，很多佛教的思想被吸收。众所周知，佛教文化本身非常严密，内涵深刻，对社会的疾病也是一种治疗，所以中国社会一出现疾病（混乱）时，思想者就会寻找佛教的慰藉。宋代时佛教势力也得到很大的扩张，当时已经和儒学有了一定程度的结合。
后来，从儒学延伸而来的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
近几百年来，儒家对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都存在两个极端理解。普遍认为朱熹有点盲目的遵从孔子的学说，要求必须完全依照孔子的教导行动；而王阳明则走上不同的道路，主张根据自己的“良知”或者说常识来判断自己的思想，然后遵从孔子的教导行动。认为朱熹的做法是“学而不思”，而王阳明的学说则是“思而不学”。应该既不盲从王阳明的学说，也不盲信朱熹的思想，应该先学习而后思考。（其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朱熹也不是只学习不思考）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冥，是黑暗的意思。不学习不思考就说我能行动，用兵法的名词来说叫“有勇无谋”，相当于黑暗中走路，没有方向还可能会跌落深渊。
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不明白道理就说自己能行动，这就跟一个不会射箭却有膂力的人说自己能把箭射很远却射不中目标一样可笑。
宋代陆象山云：“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理论和实践必须结合，不要偏颇，这也是中庸之道的中和。
中庸不是平庸、不是和稀泥，而是适度、适当、合适、刚刚好、平和、黄金分割点、皆大欢喜、互利共赢……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辜鸿铭（上图）认为西方人的科学文化比中国进步，但在人文的文化上不及中国远矣！他坚信，西方人通过学习中国的文明，将重新拥有美好——深邃、博大而淳朴，以及变得比现在更加精致和优雅。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将造福整个世界。
辜鸿铭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态，如果用诗人的语言修饰，那么它是能让人宁静祥和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