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三天的时间看完了《万历十五年》。作者以一个平凡的年份切入，看到的却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僵化时代。那些“当世英杰”们采取不同的方式，或极端、或中庸，目标都是要挣脱历史的束缚实现心中的“乌托邦”，可最终呈现的，却都是一幕幕殊途同归的悲剧。古人早已千古，他们所不知的，是他们要用从一直滋养着他们的土壤、阳光和空气所生出的枝干来遮风挡雨，改变周遭，都将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死胡同。所以，与其说那是一个个个体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在那段历史长河中已无法阻挡地滑向了大失败的深渊。
美籍华裔的身份，让作者在既能观其外，又能入其里的同时，也能无所顾忌地提出这个看似屁股有点歪的命题。于是，我们该怎样客观地看待我们的文明，怎样坦然地面对过去的失败？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而这真正的自信不仅仅来源于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是来自于我们能直面过去的失败，随后重整旗鼓。
一、“阴阳”中国
张居正、海瑞，是至阳之人，虽他们至阳的一生中也带有阴，但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人，阳远多于阴矣。相似的是两位的为官处事皆有违“为官三思（思危、思变、思退）”的官场哲学，故而异于常人、与时代格格不入，却也因此名传千秋。不同的是，一个极致于富国强兵而毫无退路的官僚，重功名成就而将所谓虚无缥缈的道德放在之后，而另一个极致于无上道德理想而被孤立的官僚，秉持以德为先而后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我曾完整听过《张居正传》有声书，看过《大明王朝》的电视剧。两部历史著作虽不是正史，却也将两个人物塑造得非常饱满和接地气，因此褒远多于贬的形象塑造也足以让我信服。因此，虽然两位的至阳方式很不同，甚至我认为在至阳的范畴中，两位是处于对立面的（历史中，海瑞想要复官而遭张居正婉拒，张居正死后而海瑞复出），但无论如何，这两位的事迹是令我动容的，这种动容的现代意义是，居于那个时代背景，他们的所作为都具有忘我的牺牲精神。反观当今，何人能如此，我扪心自问此世无法企及也不敢企及。不过论两人谁更推崇，我还是选择张居正，因为其不仅具有忘我的精神，更有一种想要打破时代桎梏的尝试，这种务实还是值得后世所敬仰。
申时行、戚继光、胡宗宪等等。具为中庸之人也，他们饱读诗书、出类拔萃，深谙儒家道德治国的阴阳两面，便采取协调中和的中庸之道。他们公忠体国，在历史环境和条件所限制的框架下，很好地给给出了时代的最优解。因此，他们被当朝统治者所喜爱和推崇，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走上前台，可维持平衡又何其艰难，走钢丝的结局总是令人扼腕。
众多默默无闻的官僚们，具为至阴之人，他们熟读诗书，考取功名后却在趋炎附势中发现：饱读诗书只是为了“挂个好羊头”，从而更好地“卖出狗肉”。读书学的是仁义道德，可做官后就成了升官发财，发财了提携亲友光宗耀祖。有时候我好奇，如此深藏在“仁义道德”的皮囊之下，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现象是如何在能这个群体中随意切换并运用自如的。这个看似是公仆，实则是这个世界主人的群体，扼住了我们文明的咽喉，逐渐将我们的文明带入了失败的深渊。可是我们能把这么大的一口锅就安放在了这一个抽象的集体么？这样做除了像今日这般咒骂官僚以外似乎也毫无其他意义。
二、借古思今
“阴阳”的幽魂依旧在今天的上空游荡，我们依旧还在路上。黄仁宇的结尾令人感慨和担忧：“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于是，黄仁宇在附录里所阐述的“我的大历史观”中，对这种困境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依样画葫芦，都要处在绝境、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我们不仅需要远大的道德观点去尝试着突破，也要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能用法律及技术解决具体的问题来夯实基础”（自我理解后的阐述，非原文）。
而我也在黄仁宇先生的启发下，获得了更多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虚无的、官方的，而是来自于千百年来蕴藏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文明之下是，我们对各种文明和思想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融合性（中心与边陲的变化与扩大、我者与他者的互动融合）。
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能不断延续文明，但是能不能跳出“新生”必须先置于“死地”的周期性规律，依旧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考虑和改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