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通俗文学与平民文化
什么是平民文化？
平民，即非贵族者非权力者，又非奴隶非农奴者。
仅就阶层而言，中国自西周时已有平民阶层，如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人”中的中下阶层，可以称为平民阶层；
如唐宋时期的农民（包括无权力的地主）、市民也是平民阶层；到明清，平民阶层则发展得非常快，不仅因为包括农民和市民的相对、绝对人数增长更快，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市民的平民意识已经觉醒。
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本《金瓶梅》
平民文化就是建立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平民阶层基础上，具有与平民阶层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且能在社会中鲜明地表现本阶层要求的生存状态。
平民阶层的形成是平民文化的基础，但是要形成平民文化，还需要在社会平民群体构成的基础上出现平民意识的觉醒。
因此，上古时期有平民阶层，但平民文化还未形成；中古时期平民阶层有了发展，但平民文化并不突显。
而到明清时期，平民阶层不仅大大发展，平民意识已然觉悟，平民文化在文学中才会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研究纵贯中国古今文学发展的脉络时，有一个共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板块式的连结，而是多层板块在一个最基本的平台上进行交错式地兴衰接替，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成长，又有另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成熟，也有另一种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衰微。
这个平台很像是孕育文学的土壤，有了这块土壤，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姿。
这个最基本的平台就是质朴却又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的文学体现，其中有着因时代不同而程度不同的平民大众情感和平民大众意愿。
当社会上平民群体自觉表现出浓厚的平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平民文化随即也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平民文学也随之发展，以认同和反映社会平民群体的构成和平民意识的觉醒。
由此而论及兴盛于明清两代的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形式上，是传统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相结合的结晶，而在文化精神上，则首先是平民文化发展的结果。
明清通俗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来自于当时较为发达的东部各省。
东部各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市民队伍的扩展使平民阶层得以迅速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平民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以城市市民、商贾和手工业者为主要队伍的城市平民的平民意识不仅觉醒，而且顽强地表现出来。
他们不仅消费通俗文学，而且积极参与表现平民欲望的文学创作。明清通俗文学及时地把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平民文化再现了出来：
平民人物成为通俗文学中的形象主体。
平民的政治要求和宗教意愿成为通俗文学的主题。
平民的经济行为和日常生活成为通俗文学主要表现的对象。
平民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成为通俗文学优劣的评品标准。
平民的言语词汇成为通俗文学的语言主体。
平民文学正是平民文化成熟之果，平民文化促进着中国的文学由古代进入近代和现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金瓶梅》是最有代表性的世情通俗小说，其平民文化特征也是最有典型意义的。
二、从经济活动上看，《金瓶梅》是16世纪中国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平民大众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的丰富内涵
年，我曾经提出《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这一命题，主要是从小说的题材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来分析《金瓶梅》的，并试图解释当时学界久辩不决、越辩越多的作者问题和方言问题。
现在我想调整一个视角，来认识《金瓶梅》反映的这种运河经济文化的实质是平民文化的经济状态。①
关于《金瓶梅》作者和成书时间的研究虽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众多的研究成果都基本确认了小说产生的时间范围，即明代嘉靖中期经隆庆至万历中期，大约为至前后60年左右；也确认了小说产生的空间范围，即山东临清州，今为山东临清市。
两者相交，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临清是当时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与东西向的卫河相交的枢纽之地，嘉、隆、万三朝是商业经济最为发展的时期，适应当时商业经济发展，大运河也是最繁忙热闹的交通要道。
尽管我们现在还难以确定谁写出了《金瓶梅》，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以描写大运河畔商人及其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
元代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修浚，但是真正解决运河水源和黄河泛滥影响河道两大难题从而使运河得以南北畅通则是在明代的永乐后期，从此，中国有了一条南北向的黄金水道。
这条交通要道不仅保证了朝廷所需的每年三、四百万担的漕粮北运，也疏通了中原东部数省与南方手工业城镇、商埠和京城的经济关系。
运河上行走的当然不只是漕船，更多的是南来北往的商船和客船。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大运河使由来已久但并不强大的中国商业在沿运河地区首先得以迅速发展。
交通促进商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一起促进运河运输线上的城镇的发展。由漕运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漕粮支运、兑运的交接处，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之口、州县水陆相会之所，是车马会聚之区。
明代运河城镇图（局部）
既有人口车马之聚，当有车马人口日用之需，酒楼饭馆、客舍旅店、商铺货栈、码头驿站等等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
成千上万的普通平民在运河之上、两岸之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于是，过去的荒丘野地变成了繁荣的小镇，小村僻庄成为了重镇都会。
运河两岸河埠商镇很快连接成片，有的由村而镇，由镇而市，人口在此聚集，商货在此集散。
临清是最为典型的因运河的开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重镇。“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至元始创开会通河……至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永乐迁都北平，复加疏凿。……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②
为此，弘治二年，明廷“升山东临清县为临清州以馆陶县及邱县隶之”。③
《金瓶梅》在叙述西门庆的故事中，直接点明的临清，就是这样一个运河线上的商业重镇。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运河的疏浚，最大的动机是为了朝廷的漕运，但兴盛起来的却是区域经济，发展起来的是有成千成万的普通平民参与的交通、运输和商业等经济活动。
运河经济就是主要由平民参与的经济活动，运河经济文化是平民文化的经济体现，《金瓶梅》再现运河经济文化，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也即是平民文化的产物。
《新刻金瓶梅词话》
在通俗文学与经济之间常需要有一个或若干个中介才会发生关系，文化就是最有意义的中介。
在运河交通和商业经济与《金瓶梅》之间，出现的文化中介是“城镇→市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需求→市民审美情趣”，由此而发生“市民审美情趣→通俗文学”的关系。
所谓的“市民”，就是生活在城镇中的普通人，即“平民”。当然，“市民”与“平民”又是有区别的，“市民”强调的是职业或居住地的特征，而“平民”强调更多的是社会身份。
由此而观，通俗文学与经济之间的文化中介，是平民意识、平民文化需求和平民审美情趣。
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由运河交通推动的以平民商业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发展演变出的运河经济文化与传统自然经济文化有不同之处，这种模式包括生活在运河边城镇中的一些平民的经济生活、言行举止、穿着打扮、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尽管这种文化模式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围，但是其中新的行为规范、伦理准则、价值观念就会被认为是有背传统的，有背道德的，是“恶”的。
插图本《金瓶梅》
作为运河经济文化产物的《金瓶梅》展示了这种文化模式，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经济、花子虚等人，都是这种文化模式中生活的道德“恶”者。
所以，我们说《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值得一说的是，《金瓶梅》的创作虽然在动机上是对这种文化模式进行批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与动机不和谐的内涵：
作品并没有使所有的接受者都持批判的态度，作者自己也由于采取了写实的创作手法而在批判中常常会不自觉地溜到批判的对立面，
作品的客观效果并非如批判者所预期的那样会让人们都受到深刻的传统正统道德教育，这也正说明作品中平民文化的成熟。
三、从宗教意义上看，小说生动而又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民间宗教的活动场景与信仰状态
明代社会的宗教现象比前代更为复杂多样。
一方面，佛、道二教中人多主张与儒学名教融合。如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四位著名大师：
真可（达观）、祩宏（佛慧）、德清（澄印）、智旭（蕅益），无一不赞同调和儒释，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以佛教释理学名教，又以儒家经典印证佛教教义。
道教在明中叶后不得不向民间俗众谋立足之地，在贩卖炼丹养命之术，为人卜卦相命时，也将天理天道向世人鼓吹。
另一方面，民间宗教更为活跃，特别是产生于南宋绍兴年间的白莲教，虽然在明初时遭禁，
到明中叶时，又分化出数十种派系，如嘉靖时兴起的无为教、龙天教、大乘教，此后又有弘阳教、黄天教、八卦教、在理教等等。
各教派都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由于信男信女们的实用动机和本土传统道教对于民间信仰的巨大作用，以及社会伦理以理学为纲，“宝卷”内容既丰富又复杂，存在着儒、道、佛三教混合的内涵。
明代·三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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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民众对宗教的信仰主要还是出自实用的动机，在对“三世”（往世、现世、来世）的理解中，看重现世的有用：
禳灾、避邪、祈雨、治病、息祸、多子、发财、养身、保命、长寿、走好运等等。他们可以对着如来、观音下跪，也可以朝着玉帝、灶王叩头，还会祈求孔夫子显灵。
产生于嘉靖初期的无为教是白莲教支派中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系，信徒几遍中国东部地区。
创始人罗祖用浅显通俗的文字韵语，写出了无为教宝卷《五部六册》，所引经典有儒家的《大学》《中庸》，道家的《道德经》《悟真篇》，佛家的《金刚经》《华严经》等等。
正因为如此，民间宗教旨在修性明心，劝人弃恶向善，原是会通了儒、道、佛三家之理的，虽然途径不同，但善恶标准往往与纲常伦理相合。
民间宗教最能震慑人心的是在轮回理论下强调的因果报应之说，其中最令人恐惧的是地狱系统，罗祖的《叹世无为宝卷》第六品就突出了这种说教。
罗祖撰《叹世无为宝卷》
《金瓶梅》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无论是作者创作动机中的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中的，主要还是民间宗教的特征，其中又穿插了佛、道二教的活动，但也带有十分鲜明的平民信仰色彩。
这种选择，主要是由作品所要表现的平民生活的题材所决定的。首先，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中，主要贯穿着这么一条思维逻辑：
贪者纵欲→纵欲者贪→贪欲者恶→恶者自有恶报，贪欲与恶报构成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种思维逻辑在卷首的《四贪词》和各回的评论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其次，在作品反映的现实中，多有平民的佛教信仰，或者说是以佛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宗教信仰。
吴月娘多次主持全家妇女听数个尼姑来家演讲经卷，僧尼募捐修寺印经的活动也多次出现，瓶儿死前求念《血盆经》，小说最后是由普静禅师超度已死魂灵以表轮回之果。
也有好几处道教活动，或者说是民间的以道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民间宗教信仰。如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西门庆请潘道士为瓶儿解禳祭灯，吴神仙相面说命运等。
这些生动的民间信仰故事都在说明民间信仰的功利特征，西门庆、吴月娘等人的实用意图多有表白。
如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全是为了官哥儿一生平安无事；吴月娘经常听经吃斋，一是保夫主早早回心，二是保自己早得一子，三是为自己解闷养心。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宗教中人也直言不讳信仰神佛可得无算之好处。
如永福寺道长老的募缘疏簿中着力宣传的是“福禄寿永永百年千载”，“父子孙个个厚禄高官”；
薛姑子劝西门庆捐印经卷也有“获福无量”，“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从此发心，方得易生易养，灾去福来”。
所以，借着信仰的功利动机，西门庆才敢说出那段胆大包天的话来：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宝贵。”
民间宗教中的善恶观与名教伦理纲常密切相关，违反伦理纲常者即为恶行，当得恶报。
小说在第二十九回就借吴神仙相面算命之口，解释了《金瓶梅》主要人物的道德特征及其结果，可以看做是全书的大纲所在。
终卷让普静禅师荐度死魂灵，又是颇具匠心的结论。
西门庆纵欲而亡，死时之痛苦，可令纵欲者不寒而栗；
潘金莲纵欲乱伦，终被武松所杀，死之悲惨，可令乱伦者毛孔悚然；
李瓶儿、陈经济、庞春梅皆为恶行者，皆得恶报，可令有相似行径者止步。
这些人物的命运设计，都表现出作者借用民间信仰进行道德说教的功利动机，也说明这种说教在民间可以获得的有效反响。
陈东有著
作品在进行宗教选择时，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吴月娘笃信佛祖，所以吃斋念佛听经卷；西门庆尊敬道教，所以打醮解禳请相面。
虽然还不能说《金瓶梅》中的女性只信佛不信道，也不能说男性只信道不信佛，但大致如此。
这种现象正反映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常规，主要就是佛门有众多女尼，又强调内修心性，还可以在家出家，都是民间女眷们可以接受的。
四、从哲学思想上看，它以各种方式阐述了民众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关系
诸人都说《金瓶梅》有道德说教，《金瓶梅》的哲学命题就寓于这种道德说教之中。
《金瓶梅》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道德说教以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作为自己的基础。
《金瓶梅》的道德说教是通俗的、大众的、功利的、辩证的，也有相当多落后的、消极的，作为一种经历了长时期民间积累的文化思考，其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仍不失其重要的启迪价值，这正是平民哲学的典型表现。
《金瓶梅》成为传世杰作，不仅在于它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世情作了真实的反映，也在于它以小说这一特殊的方式讨论了一种对人自身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难题，在于它对这个难题的解释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它的说教的目的不在于维系或弥补或重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而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