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亲”到“亲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大学》
《大学》里提到的“亲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转变？
这得先从春秋时期的“亲亲之道”说起。
春秋讲“亲亲之道”，这是古代家国同构的政治秩序必然产生的一种伦理。
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和对其他人是有差别的。
《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论语·子路》中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纲常礼教中所提倡的就是这种父子相互帮忙隐瞒恶迹的“亲亲之道”。
在那个时代，在宗法社会中，“亲亲之道”是天经地义之大法，“一视同仁”怎么敢？怎么能？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徇亲枉法”。我们熟知的《郑伯克段于鄢》，段被庄公看得死死的，连什么时候造反都被庄公写在小本本上，那段怎么可能在造反后安安稳稳的出奔外逃？《谷梁传·隐公元年》中解释道：“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大学》则提倡对这种“亲亲之道”的转型，从“亲亲”到“亲民”是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将对待外在世界，对待和自己相关的存在者的态度上就从某种阶级的狭隘走向了政治的普遍化，从对于贵族和家族小群体的“亲亲之情”进一步拓展到更为普遍的“亲民之道”。
从《大学》到《中庸》再到《孟子》，儒家在春秋到战国所经历的思想转型中，他们对于自身的态度，对于自身能够建立的态度以及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都发生了一种普遍化的伦理转型，他们实现了伦理、思想和道德的普遍化，道德能够被更多的人实现，同时将对待世界的这种平等关爱也拓展到更多的人身上，这就是“大学之道”非常宝贵的平等精神，而这种宝贵的平等精神在我们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