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將之
本文藉由整理日本漢學過去年（-）研究〈中庸〉文本與思想之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與課題，試圖顯現出日本近代中國思想研究之一些特質。從明治維新到大正時期，隨著西方哲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之引進，日本學者以東西比較哲學的觀點與方法，進行闡述及建構〈中庸〉的思想體系。接著由於近代文獻考據方法的崛起，尤其經過武內義雄和津田左右吉的研究，他們之後的大部分學者採取了將整本〈中庸〉分成〈中庸古經〉和〈中庸新經〉兩部分，並且主張此〈中庸新經〉部分是秦代以後成立的。總之，明治到昭和初期的研究以「建構」〈中庸〉之「體系性」為主要特色，而昭和時期的研究則以「解構」〈中庸〉文獻的完整性並且「還原」思想材料為其特色。在面臨大量先秦新出土思想文獻的今日，日本學者似乎探索著此兩種途經之間較為合適的交點。
關鍵詞：《中庸》、子思、日本漢學、「誠」
和刻本山内藏版《中庸》书影
導言
〈中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而朱熹將之選定為《四書》之一。隨著宋代理學向東亞各地區擴散，〈中庸〉一書便開始受到東亞知識份子的高度重視。［1］日本在林羅山（-）的引導下，德川幕府（-）開始引進宋明理學。雖然整體而言，德川儒學並沒有往獨尊朱熹思想的方向發展，但至少〈中庸〉一篇同樣也逐漸受到德川儒者的重視。足以代表日本德川儒學兩個學派之巨頭的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就分別撰作了《中庸發揮》和《中庸解》，成為德川時代前中期〈中庸〉註解的代表著作。［2］不過，〈中庸〉對於德川儒學的重要性還不限於作為「四書」之一而已，更在於德川儒者從中大幅提倡了「誠」概念的重要性。武內義雄（-）就曾經指出，日本儒學之哲學正本於〈中庸〉的哲學。根據武內，德川中後期時，大阪懷德堂的儒學者就將伊藤仁齋重視的儒學中的「忠信」概念，轉換成「誠」概念來提倡。［3］另外，也可注意「誠」從被日語訓讀為「まこと」（makoto）的這一面。中世以來，「まこと」在日語中係指「清明」和「正直」之心，［4］德川時代並由而著名的國學者（日本古典學者）本居宣長（-）大幅提倡，甚至視為日本精神之代表性概念之一。耐人尋味的是，正如赤塚忠（-）就指出，〈中庸〉一書可能影響了本居「まこと」思想的建構。［5］至此可以說，到了德川時期末年，作為儒學價值概念之一的「誠」概念，與「禮」概念一起幾乎成為最紮根於日本人心的價值。［6］
日本漢學在明治維新後並沒有衰退，而是展現出與德川時代不同方式的進展：從明治維新（年）到現在，日本的漢學學者生產了大概六十多種註解和現代日語翻譯，一百多篇的論文（含概述和「解題」類的文章）和專著，二十多種的「字解」（字典）和「字引」（索引）。［7］在經過過去一百四十多年的研究歷程，日本學者對〈中庸〉的研究也相當程度達成了研究領域之分工化。
關於對日本學者〈中庸〉研究的評述，山下龍二先生曾於他在集英社「全釋漢文大系」系列所擔任〈大學〉、〈中庸〉的註解之「解說」中，個別評述伊藤仁齋、大田錦城（-）、佐藤一齋（-）、武內義雄、津田左右吉（-）、加藤常賢（-）、赤塚忠對〈中庸〉之作者和思想的理解。［8］他也在該書的開頭將過去學者的古典文獻研究分成（1）哲學體系性（原文為「論理」）的理解；（2）投入感情的理解；（3）文獻學的理解；以及（4）文字學的理解，之四種，並且簡論其得失。［9］不過，山下本人並不贊成對〈中庸〉的每一個句子內容試圖探求精確的理解，或在其中試圖建立高度的理論體系之研究態度。他說，我們不可能理解兩千前多年的古典之正確內容。［10］
註釋：
［1］吉田公平YOSHIDAK?hei先生強調，朱熹將〈中庸〉為列為「四書」之在他本人之儒學上以及整個東亞儒學發展中的思想意義。請參閱吉田公平YOSHIDAK?hei：〈朱子の《中庸章句》について〉“ShushinoCh?y?sh?kunitsuite”，《中國古典研究》Ch?gokukotenkenky?號48（年12月），頁1-24。
［2］在此詳細的情況，請參閱市來津由彥ICHIKITsuyuhiko主編：《江戶儒學の中庸注釋と海域世界》EdoJugakunoCh?y?ch?shakutokaiikisekai（東京[Tokyo]：汲古書院[Ky?koshoin]「東アジア海域叢書」HigashiAjiakaiikis?sho，年）卷5。
［3］武內義雄TAKEUCHIYoshio：〈日本の儒教〉“NihonnoJugaku”，收於《易と中庸の研究》EkitoCh?y?nokenky?（東京[Tokyo]：岩波書店[Iwanamishoten]，年）。後來再收於《武內義雄全集》TakeuchiYoshiozensh?（東京[Tokyo]：角川書店[Kadokawashoten]，年）卷4，頁。本文引用之部份論文因原始版本出版年代久遠、搜尋不易，頁碼均以新收錄之版本為準，特此說明。
［4］武內義雄TAKEUCHIYoshio：〈日本の儒教〉“NihonnoJugaku”，頁。
［5］參閱赤塚忠AKATSUKAKiyoshi：〈中庸解說〉“Ch?y?kaisetsu”，《赤塚忠著作集》AkatsukaKiyoshichosakush?（東京[Tokyo]：研文社[Kenbunsha]，年）卷3，頁15。
［6］德川末年時日本武士最愛戴「誠」概念的一個例子是，為幕府搜捕反幕府勢力的「新撰組」之旗徽劃「誠」字的事實。就當代日本人對「誠」和其他儒家概念的態度而言，在第二大戰之後，日本知識份子對「忠」和「孝」概念始終包著警惕之心，因此在日本人的道德觀中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仁義」（じんぎ）一詞也在當代日語的語境當中甚至係黑社會幫主兄弟之間的人情規範，並不具有普遍道德之意涵。至於為何日本人將「誠」看做比《論語》和《孟子》所提倡的「仁」或「仁義」還要普遍的道德觀念是個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問題，不過，這並非是本文的主題，暫不於此處討論。重要的一點是，當代日本人迄今還將「誠」（まこと）概念視為具有普遍倫理意涵的價值概念。
［7］此數字由參考日本國會圖書館的雜誌記事檢索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