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聊到了关于“中庸之道”如何推行开来的问题。
因不同的人的天资天生就有智愚之分,故而人们对于“中庸之道”的把握也就出现了“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的情况。
即是聪明的人太过明聪,以至于不能踏踏实实去践行中庸的功夫,而愚钝的人悟性又不足,总是理解不到“中庸”的精髓。
所以孔子感慨:“道其不行矣夫。”也就是“中庸之道”难以真正推行开来。
今天,我们就接着这个话题,来品一品《中庸》的入世观。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一直是儒家所标榜的拥有大德的圣人,这里孔子借来舜的例子来阐述中庸智慧的妙用。
他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这里要注意这个“迩言”,所谓“迩言”就是人们随口说出的一些话,就好比我们在马路上看到前面的人突然摔倒了,我们一般会本能的问一句:“你没事吧。”
这就是“迩言”。
为什么舜很喜欢听“迩言”呢?
前面讲过“率性之谓道”,“迩言”是靠我们本能“率性”说出来的“话”。
这种话没有经过我们心中各种思维念头的感染,是绝对本能情感的表达,是绝对真实的。
所以,多留意人们的“迩言”,对于我们了解自我,了解别人是很有帮助的。
而之后“隐恶而扬善,各执两端”,这里注意孔子用到的是“隐”,而不是后世理学家们常常说的“去恶”或是“惩恶”,这也就恰恰是“中庸”智慧高妙的地方。
善恶从没有明确的界限,转换了视角、时间、对象,善恶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个道理不用再细说。
如果用“中庸”的智慧去处理善恶的问题,那么就是要同时把握善恶两端,灵活权变,隐去其中恶的一面,将善的一面弘扬出来。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赚钱,钱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善与恶两面都非常明显的东西。
有的人认为只要赚到钱就是好事,而有些人欲望比较清淡,并不在意钱财的多少。
这就是“各执一端”,而不是“各执两端”。
有了钱,用对了地方能实现很好的价值,但用不好就能干很多坏事。
但同样没有钱,很多善事想做却可能没有能力去做,但也同样做不了一些恶事。
所以,到底该不该多赚钱?钱该怎么用?
这其中就包含着很多灵活权变的道理,想要真正把握住,唯有依靠“隐恶而扬善,各执两端”这个“中庸之道”的妙用。
后世腐儒不明所以,盲目讲求“去恶扬善”,实乃徒增教条,歪曲圣学,罪过。
之后,孔子由舜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当时很多人都说孔子有智慧,但孔子自己不承认。
他说我哪里有什么智慧,别人设下陷阱,引导我进入,我都不知道躲避。
而我决心在内心中守住中庸之道,但坚持不到一个月就守不住了。
这是孔子的自嘲,而在这自嘲中也可以品味出孔子传道的无奈。
在孔子的年代,天下大乱,人人都在为了土地、财货争斗着。
此等乱世,想要推行人伦大道,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就是在这种乱世之下,孔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硬是逆势而上,穷一生精力周游七十二国传道,但始终没有受到重视。
途经陈、蔡之间更曾被困住,险些饿死,其落魄惨状更是被人嘲讽为丧家之犬。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孔子会发出“道其不行矣夫”的感慨了。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孔子有没有想过要退隐呢?
自古失意的文人往往都会走上两条路,一条如孔子这样,始终对那个时代抱有一丝希望,他希望以自己的言传身教,重新点亮世人的心灯,让世间回归正道。
而另一条则如孔子所言:“贤者辟世。”世道不好,难以拨乱反正便索性隐退,例如孟子。
虽然从结果上来看孔子始终没有选择退隐,但关于退隐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孔子是考虑过的。
孔子说“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独守中庸,只顾个人涵养的性天风月,这样的心理,失意者难免不会产生。
且见机退隐并非违背道义,甚至是一种能进能退智慧。
孔子又何尝不会考虑呢?
但独守中庸虽可自利,却未必能够利他,这种事孔子做不出来。
所以终归孔子传道治世的情怀占了上风,对时代的那最后一丝希望化为孔子心中的愿力,让孔子选择了逆流而上。
此等圣人的伟大情怀,不得不让人敬佩。
当然这也只是后学晚辈结合先圣处境和言论对圣人情感进行的妄加揣测,一家之言,仅供品玩。
而与孔子相比,其弟子的情怀则显得逊色一些,比如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这里说的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颜回心把握住中庸之道,则如同获得宝物,死死抱在胸口不会放手。
借来隔壁佛家理论来看,这就仿佛小乘弟子证得了罗汉果位,独享极乐,不愿转身踏入红尘,行菩萨道去世间救苦救难。
不能说错,但总归比起老师孔子少了一些情怀。
最后孔子总结:“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和国家最终可以实现平等大同,高官厚禄可以轻易辞去,战场上面对刀剑也可以冲出重围,但要想达到中庸的境界,没有这么简单,不可能是一下就做到的。
孔子将平天下、治国、辞官、打仗等等看似非常大的事情拿来跟“中庸之道”类比,说“中庸之道”远没有这些事情来的简单。
这就又与前面孔子所感慨的“道不行其矣夫”相呼应了,“中庸”大道的推行,太难了。
无论从个人内明功夫方面,还是外用方面去看,都是十分难以把握的。
所以综上,不论诸位先哲对“中庸之道”的论述、类比,还是大道推行时,面对艰难困苦的处境孔子毅然重振旗鼓逆流而上的伟大决定。
都说明这道统终归还是入世之学,并不是说其不能像道家一样“抱一守中”逍遥游于天地。
而是其如果缺少了“外用”的环节,不以之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用,那么这套思想也就没有了意义。
从孔子以“一以贯之”之道传给曾子而有了《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开始,再由曾子传于子思而有了《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儒家思想的核心永远是人,其价值永远是要体现在人伦世界的。
其逻辑关系虽是由“内明”而转至“外用”,先自立而后利人,但不能乱了主次,仅执着于“存心养性”的内明功夫,而忽略了外用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