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的任何一种追求都是对幸福的追求。”。然而，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却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即有着不同的幸福观。当我们放眼世界，常常被拿来作为比较或对比的两大民族———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毫无疑问，在幸福的理解与追求方面也有诸多相异之处。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如何理解中西幸福观之差异，也就成了人类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西方先哲有句箴言: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探寻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源头，有助于从本质上理解中西幸福观之差异。众所周知，“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史的曙光”，“诺亚方舟”则是产生于西方文明曙光初现时期的洪水神话。因此，有许多学者喜欢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出发，去探寻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笔者以为，从“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也可管窥到中西幸福观之差异。
一、人本主义幸福与神本主义幸福
人类发展史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历史，但实际上，人类是在灾难中成长的，人类与灾难斗争的背后折射的是人类对幸福的理解。人类在追求幸福的历程中，不得不不断与灾难斗争，或者是不断准备与灾难斗争。在世界文明史中，广泛流传着“史前大洪水”的传说，说的是史前地球北半球突然被来历不明的洪水包围，陆地被淹没，生灵被吞没。关于史前大洪水，尽管有人认为它是人类传讹附会的记忆，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考察，在全世界个主要民族、84种语言区域里，如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印度、玛雅等，都发现了有关史前大洪水的传说。这说明，人类在上古时代确实经历过一次毁灭性的洪水灾难。
人类在应对史前大洪水中，产生了诸多的洪水神话或传说，而在诸多的神话或传说之中，“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分别在中国和西方最具影响力。毫无疑问，史前大洪水作为世界各民族曾经共同面临的一次巨大灾难，在应对过程中肯定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令人们感兴趣的却是其中的相异方面，因为在相异的对比研究中，更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特性。用美国学者塞·诺·克雷默的话来说，不同民族古老神话或传说的差异，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契合，与不同民族的“状貌和性格”相契合。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都是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组成，但两者的不同之处极为明显。在起因方面，“大禹治水”中的洪水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诺亚方舟”中的洪水则是上帝缘于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在过程方面，“大禹治水”是人战胜自然、人定胜天的过程，而“诺亚方舟”则是人消极地躲在方舟上，被动地等待着神的拯救。如果说“大禹治水”强调了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那么，“诺亚方舟”则强调了神创造世界与毁灭世界的巨大威力。在“大禹治水”中，洪水的暴发与人无关，但洪水的消退，以及洪水消退后的繁衍生息，都是人力所致、人力所为;而在“诺亚方舟”中，无论是洪水的暴发，还是洪水的消退，以及洪水消退后的繁衍生息，都受神的意志主宰。从幸福的角度而言，如果说“大禹治水”透露出来的是中华民族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念，“诺亚方舟”透露出来的则是西方民族神本主义的幸福观念。
在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是合为一体的，人是其中一部分，人可以直接参与天地万物的造化，所谓幸福与人的勤劳、努力和奋斗不可分割。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25章)。《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对人的价值的深刻认识。而在西方人的心中，神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撑，所谓幸福则是带着虔敬的心灵向神求教，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时至今日，西方仍有许多国家属于宗教立国，即使不是宗教立国，国民中信仰宗教者也有相当比例。而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因为中国很少依靠宗教来建立政权，即使有所谓的宗教，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宗教并不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信仰。“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这句谚语说的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心态。西方的天下是神的天下，谁最能获得神的昭示，谁就有可能成为天下之主。而中国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庸》第32章)，统治者必须用实际行动为百姓谋福利，即所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人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始终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注重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心性修养问题，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本位的人本主义特色。西方则长时期属于神本主义，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走向人本主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最终使西方走上人本主义的是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正是用中国的人本主义来动摇西方神本主义的根基。比如伏尔泰，著名启蒙思想家之一，毕生精力都用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而中国就是“伏尔泰掷向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这两只鸟的一块石头”。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古老的国家，是高度文明的国家，是建立在最高道德伦理上的非宗教国家，没有宗教统治，没有宗教狂热，也没有宗教迫害和教派斗争。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是这样写的:“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借用伏尔泰的话，从“大禹治水”透露出来的中华民族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念是“合情合理”的，而从“诺亚方舟”透露出来的西方民族神本主义的幸福观念则是非“合情合理”的。
二、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
《旧约·创世纪》第6到9章记载了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看见人间充满罪恶，因此准备用洪水毁灭世界，不过上帝看见诺亚做过许多善事，于是决定留下诺亚一家。诺亚在得到上帝的嘱咐后，造好方舟一只，之后携带每种走兽飞禽雌雄各一只入方舟避难。再后是大雨连下40昼夜，只有方舟幸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有情节、有过程的故事，其情节或过程是:人类因无知犯下种种罪恶———神发怒要毁灭人类———神嘱咐义人造方舟———洪水泛滥———除义人外其他人尽数被毁———洪水退却———幸存者(即义人)在神的庇护下重新开始人类繁衍。但是，这种情节或过程全是神的情节或过程，而人是没有情节或过程的。洪水来临，人是被动地躲在方舟上，可以说是一事未作。如果要说他做过什么，只不过是放飞过几只鸽子，看看陆地是否露出来了。
相反，“大禹治水”则全是人的情节或过程。洪水来临，是英雄大禹昼不暇食、夜不暇寝，费心尽力带领人民治水并取得成功，期间全是人的情节或过程，而不是神的情节或过程。在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或传说中，“洪水滔天”的原因基本上没有作出交代，叙述的主要是大禹是如何带领人民治理好洪水的，洪水甚至可以说是配角，是用来衬托治水英雄大禹的，水势越大，越能显示大禹之英雄气概。相反，在“诺亚方舟”中，人甚至可以说是配角，是用来衬托洪水之威力的，或者说是用来衬托神之威力的。按理说，诺亚造出的方舟应该很大，造方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诺亚是如何造出方舟的，却没有文字对此进行叙述。此外，诺亚一家在方舟中躲避洪水几十天，期间心理方面应该有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也没有文字对此进行叙述。文字上不一样的取舍，其实是不同的文化心理的体现。从幸福角度而言，中国人强调了幸福的获得过程，而西方人强调了幸福的获得结果。实际上，治水成功与洪水退却，分别是当时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幸福的期盼。
所谓幸福，指的是人需要得到满足时心理上感受到的程度较高的喜的情绪感受。然而，这并不是说幸福只能是一种结果，人只能在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体验到幸福，或者说幸福只能是结果幸福。实际上，人设法让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过程也是幸福的。也就是说，幸福不仅包括结果幸福，而且包括过程幸福。需要说明的是，不是中国人不注重结果幸福，也不是西方人不注重过程幸福，只是当我们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幸福两相比较时，就会发现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失败了也可以是英雄，“虽败犹荣”，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而西方人则可以说是“英雄不问出处”。比如说，在西方历史上，海盗曾经是一种职业，而且并不让人鄙视，如果某人做海盗获得了许多财宝，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在中国，盗是属于匪一类的人，“匪者，非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西方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动鸦片战争，打赢了比什么都好，而中国人讲究的是“师必有名”，出兵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打赢了又怎么样。如果由“水”联想到“火”，也能看出这种差异。中国是燧人氏“钻木取火”，而西方是“普罗米修斯盗火”，很显然，“钻木取火”强调了辛苦的“钻木”的过程，而“盗火”则强调了得到了火的结果。
不可否认，过程幸福体验微弱，而结果幸福体验强烈，但过程幸福是连续的，是多次性的，而结果幸福是短暂的，是一次性的。注重结果幸福的西方人，需要的是大悲大喜的生活，“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注重过程幸福的中国人，则“视生命的安泰、和美、长久为人生之幸福”。西方的文学作品喜欢讴歌浓烈似火的太阳，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喜欢讴歌平静如水的月亮。西方有唐吉珂德式的理想与激情，中国则有中庸思想，稳健、淡泊、宁静。
中国人甚至认为，过程幸福比结果幸福更重要。赵汀阳先生说，结果幸福其实是做木工活时产生的“刨花”，只是一种额外的收获而已［9］。中国的儒家说:“知其不可为而为。”(《论语·宪问》)中国的道家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中国化的佛家———禅宗认为，“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无不显示中国人对过程幸福的相信与肯定。由于过程幸福是连续的，是多次性的，而结果幸福是短暂的，是一次性的，如果只强调结果幸福而忽视过程幸福，那么获得短暂的结果幸福之后，必然是漫长的空虚，漫长的无聊。实际上，西方人正是如此。叔本华说，“占有一物就使一物失去了刺激”［10］，说的正是西方人。所以西方有悲剧，而且悲剧被誉为“崇高的诗”，而中国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即使说中国也有悲剧，但中国的悲剧与西方的悲剧有显著的不同，中国悲剧中的主人公总是在充满希望地祈求，而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总是在充满绝望地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