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编《古文关键》，将论文程序总结为:“一看大概主张，二看文势规模，三看纲目关键，四看警策句法”。其中“主张”是对全文或全书中心思想的把握，属于内容层面。而看“文势规模”、“纲目关键”和“警策句法”是分别以篇、章、词句为单位进行的形式与技术层面上的观照与。
竹溪评《庄子》，乃依艾轩学派的“文字血脉”之法而行，“血”者为语句，也即“警策句法”;“脉”者为结构，也即“文势规模”、“纲目关键”，正与吕氏之说相同。而集中于对其篇章结构，以及读写规律方法的研究，正属于文章学范畴。林经德评《庄子》，如前引文，有三江支流，九河故道之说，实指《庄子》为结构之复杂多变，不循常规。故竹溪首先要站在全书或全篇的宏观角度一一“文势规模”一一对篇与篇或段与段的内在同一性作出说明，以符合其以《庄子》为文学典范的评价。
《庄子》的溯源
《庄子》三十三篇，有内七外十五杂十一的划分，而在庄学史上，自宋代开始，已经有学者发现了其中各篇由名物制度、理论主张和文字风格来看，应非一人作于一时一地的问题，而竹溪本人亦不例外，其于《渔父》篇末注道:“自《让王》以下四篇，其文不类庄子之作”，但竹溪的文评《庄子》不仅就技术层面而发，还要以文观世，以文观人，通过作品体会作者的精神面貌与境界风神。
为了保持在诊释中所建构的作者的形象一致性，也必须首先承认《庄子》绝大部分皆出于庄周手笔的风格一致性问题。因此虽《庄子》的辨伪问题在宋时已然提出，竹溪也无法回避，但在大体上，他并不承认《庄子》各篇之间，有风格差异问题，如内篇末之注:在这段注释里，竹溪首先认为《庄子》内外篇无精粗(这里精与粗的评价尺度同时就义理层面和文学层面而发)之分，然而之所以分为内外，是庄周本人的故弄玄虚。但非要给内七篇安上义理上的内在逻辑性，又显然违背客观事实，因此只要认同其中之“笔势”一一也即义理阐发的连贯性和文学风格的统一性，就可以算是“善读《庄子》”的了。
然而他不能不承认，也不能解释“外篇文字间有长枝大叶处”的问题。因此竹溪只有在外、杂篇的“精”文处加以注释，以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三处中第一处以义理尺度进行评价，第二处以文学尺度，而第三处则两者兼备。
这种观点虽然并不符合《庄子》成书的实际情况，然而认定《庄子》各篇为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笔，却对在领域论文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在承认各篇统一性的基础上，竹溪也顺理成章地强调某些篇内各段所保持的逻辑统一性，如于文脉纵横变化的《齐物论》三次强调，全篇乃“一片文字”:
《齐物论》:有成与亏……此之谓以明。《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曰……庸诅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显而易见，这种“一片文字”的“文势规模”的论断，来自对于篇中段与段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体认，而这种体认，又来自对“以明”、“知止其所不知”等“纲目关键”的把握。而对“纲目关键”的把握则要认清以其为枢纽的起承转结之法的运用，下面于此四字分别略作分析。于“起”法上，竹溪评论不多，仅见于《在宕》《缮性》开端:
《在有》:闻在有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缮性》: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蒙蔽之民。这样的开篇方式，类似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之类的儒家经典。
实际上，这在作为“异端”的《庄子》全书中并非主流，采用这等体式的，在内七篇中仅《养生主》、《大宗师》，在外十五篇中仅《在宕》、《缮性》、《达生》，杂十一篇中仅《寓言》，只占较小比例，其余各篇多以寓言或譬喻起，此外少部分以铺叙排比起。而三十三篇中唯于此两处拈出，正说明竹溪所钟意的古文开篇方式，乃是开章明义，点明中心思想来统摄全篇，以求纲举目张。
竹溪额外注明“又是一体”，又说东坡悟作文之法事，盖以此种文笔，虽非《庄子》所常用，但既能使读者易于把握全篇的“大概主张”，学习起来难度也较低，若如《天运》开篇“五个乎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人无从学起矣。而在“结”法上，竹溪则有较多心得，并予以详细说明，于内篇末，竹溪注道:在这里，竹溪仅云七篇各“结得别”，“奇特”，但未明说如何奇特。这里引《中庸》《春秋》以为旁证，也似乎未说明白。
《中庸》结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朱子以“盖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评之。《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以“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解之。按此两书均为儒家经籍，历来注释者均惯以微言大义之法解释，其成书实际情况如何，存而不论可也。
而书至终章，必以引发读者掩卷深思为高，《中庸》示丁宁之切，《春秋》发哀世之叹，于儒者眼中，均有悠悠千载，以侯来者之意，故为高妙。此正为竹溪所言:“盖著书与虽与作文异，亦自有体制，起头结尾，皆是其用意处。”(《口义·天下》)这个意如何用，竹溪也曾举例说明，如《山木》: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齐物论》以庄生梦蝶之寓言结，《山木》此段以虚船触舟之譬喻结，寓言与譬喻以其说理的形象性，正能够起到“不说破”，而余味隽永，绕梁不绝的艺术效果。明谢棒《四溟诗话》曰:“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恰可为旁证。前引《李君瑞奇正赋格序》云:“先之以正，继之以奇”，此处云既说大段，结以譬喻，为“文字首尾起结之法”。则竹溪所首肯之文章起结，当是首段数句以醒目之语喝破，开章明义，末处却以含蓄蕴藉之奇笔作结，以收回味深远之效。
另一种喜好
与在“起”“结”上表现出明确的喜好不同，于“承”、“转”之法，竹溪则更多仅是拈出，不做技巧层面的解释。于“承”字上，竹溪在注文里多以“生”、“拈”、“发明”等关键词点出，如:《齐物论》: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养生主》:适来，夫子时也第一例中，上段说“齐彼是死生成亏”等问题，至“以明”二字，语气语意均已完满。而下用换头之法，承一个“是”字，使文气得以连续，也照应前文的“言非吹也”一句。第二例中，上段本说“世道相丧”，以尾句“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作结，下段就从“隐”字上来说“隐士”之行为。
这两例都是以重复的词作为承接工具，前者以次要词“是”，顺承关系较隐蔽，类似于趁水生波之法，后者以主要词“隐”，顺承关系较明显，类似于顶真之法。而在第三例中，没有此类重复之词，上下文的顺承(递进关系)展现于文章的内容逻辑之中。而“转”法亦如《养生主》:虽然，每至于族……按有“转”意之语句，本身即必有逻辑副词(“虽然”、“复”、“然则”)以表示转折关系，不需要专门语汇进行标识。
以上举三例而言，行文笔触在第一例中由描述顺境转为逆境，在第二例中由事君事亲转向普世人情，在第三例中由专言其大转向无小无大，都反映了《庄子》作者以辩证的态度，对论题进行反复辩说，力求严密。而“生”、“拈起来说”、“发明”之类在竹溪论文话语中作为顺承关系标志的语词，都有以少生多之意，这是作者对关键词进行详细补充说明，力求完备的努力。
竹溪有言:“文字最看转换处”，因为议论文的力度就在于严密与完备，然而这种转换呈现为一种文字表层结构，直接由作者的学养、阅历、逻辑思辨能力和为文准备程度所决定，较少关联于技术层面，故竹溪不能作出详细解释与说明，而只有一一拈出，作为范例，由读者自行体悟。
结语
综上所述，竹溪所赞誉的古文，首先在全篇的层面上要保持文学风格和理论主张的一致性;其次在章法上，要以正起，以奇结，“转”“承”要为深入全面的议论服务。文章学研究在唐宋古文运动中起步，发展至竹溪之时还并不成熟。竹溪对《庄子》篇章结构做出的这些批评，也较为零散、随性，尚不系统。然而作为首次将文章学批评方法引入庄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口义》闪耀着理论的光辉，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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