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推崇以史为鉴，文化承传。古夏、商两朝，就有相当可观的历史档案积存。负责史料收集保存的史官，地位极高，《尚书大传皋陶谟》记载：「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丞」就是史官。
《尚书》各篇，就是出于几代古史官之收集、撰写、加工、润色、整理和保存而成。《尚书》的「尚」，乃有「上古」之义，意思是记载上古时代，它也名叫《书》、《书经》，其至少在孔子前一百多年就已编成，而孔子在润色修改基础上再编篡之，以总结历史，教育后人。
《尚书》现存两种残本
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也遭浩难，现存残本为两种：一种《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乃秦朝博士官伏生所传，在西汉时期成为官方传授版本；另一种《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孔子十世孙、西汉之孔安国所传，但只是私下传授。东晋、唐代开始有合编本。《尚书》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学者王敬之认为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的唯一的宝典。」它「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先祖们对天的虔敬之心，以及与天的亲密往来，可能会令今天的国人大感惊叹！」
敬畏祭祀天帝的记载
《尚书》主要阐述政治和治国思想，而敬畏天命、祭祀天帝的记载，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对古圣先民和作者而言，不敬畏天，则谈不上为政。《今文尚书》之开篇《尧典》，主要记载的是尧舜的事迹，尧首先提出「钦若昊天」，崇敬与顺从天帝。《尚书》中对于天帝的本性做了多方面的叙述。天帝具有慈爱的本性，「惟皇天帝，降衷下民。」（《古文尚书汤诰》），「天亦哀于四方民。」（《今文尚书召诰》）。他有公义的本性，「惟天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尚书伊训》）。
《尚书》中也有许多祭祀的记载，舜继承尧为天子，就祭祀天帝，将接受大命之事报告上天（《今文尚书尧典》）。祭上天的坛上没有偶像，这和欧洲宗教的祭坛上没有偶像一样。而人怎知上天的命令呢？该书记载人以占卜、异梦、天象、自然界奇异变化、朝代变更、观察民心、直接受命等方式来接。此外，《尚书》还记载先民早期拜各种自然神祇的事迹。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着重于保民思想。「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今文尚书皋陶谟》），上天要考虑民众的智慧，上天的奖罚要考虑民众的意见，天意与人意是相通的，所以为政者要恭敬治理以保国土。很明显，爱民本身就是出于天的意旨，而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文明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这里明确指出，民乃是国家的根本，换句话说，就是朝政的基础；因此，「民可近，不可下。」，即为政者必须亲近民众，而不是轻视民众。《古文尚书胤征》记述当时的征集民意的政令，将尊重民意的思想制度化了。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其实包涵着深刻的进步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制度设计。
《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舜禅位于禹时，对他教训叮咛，其中一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堪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建立中国哲学体系的一重要依据。人心是险恶的，舜看到人性的恶，他对人性的理解是深刻的。道心，「道」乃是天道在人心中的反映和存在，它是极为细微的。对于道，惟应体察之精微，惟应专一之持守。
坚信和秉承这中道。「中」就是天道，具有不偏激，不片面的特征，遵行天道，就不走极端。后来的中庸之道就受「允执厥中」的影响。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中，有明显的中庸的特征，行事为人不走极端，凡事「适可而止」，不喜偏激，慎防「过犹不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提出，理性决定下的美德会追求一种「中道」。但其理念高度、广度都不及中国文化的「中庸」，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不能与「中庸」对中国人的影响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