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开头：
儒学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理论内容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化发展的思想系统，其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的，基础的以及不可替代的地位。解析儒学学说的现世情感，处事智慧，不论是学术视角还是人生抉择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儒家文化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也使得人们开始逐渐认识与了解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仁义、自然、中庸、正人等价值观念。“仁”就是爱人，而孝悌是“仁”的具体体现，是“仁”的根本，“义”则是按照规定行事。
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儒家学说的“仁义”之说是否仍可以为社会群体的道德情感指明方向呢？
因此，本文主要对儒学的“仁义”观进行剖析，从而引申出其对当代社会群体道德情感的指引作用。
一、德性之“仁”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行，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
因此，如果青年群体或者个人能够拥有“仁”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并在生活中遵守和实践这一德性规范，那么他的行为将会是道德的，从而他的人生价值也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孔子认为“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
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儒家思想将“孝”“敬”与“仁”联系起来，“孝”“敬”是“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例如，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子罕》），唯真正做到了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才算是达到了“仁”的高尚情操的人。同时，“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即在孝敬父母时，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在对对待朋友时，要“言而有信”。
其次，《论语》中的“仁”和“礼”两方面的要求是统一的，并渗透在孔子所有思想的中间。
仁是一种内心情感，不能直接把握。孔子用礼来体现仁的要求，礼是仁的外在体现，就使仁由抽象转化为具体，成为可以把握的，可以检验的了。比如，《论语》中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具体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中国人以追求道德情感的完善为超越个体生命限制的人生意义，从孔孟开始，中国文化就以道德为终极关怀，杜绝了中国人以宗教信仰为终极关怀的可能。
杨伯峻先生作的《论语译注》中曾指出“仁”范畴在《论语》中出现达次之多，且“仁”的意蕴多与人的德性关联。“仁”自然也是中国人为追求道德完善而设定的一个道德准则。比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等。
因此，当一个人能够具备“仁”所代表的美好道德规范，并能够尽其力为“仁”，其行为，我们可以称为道德的行为，这种人也就能够寻找到自己终极的人生价值。
同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规范之“仁”的基本内容，为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原则。
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人们也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逐渐找不清自己的方向，困顿于社会的大染缸之中。特别是处于世界观逐渐成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并未真正的成熟，对各种诱惑毫无抵抗能力。
那么，他们该如何在这新时代的风暴旋涡中，安定住自己的“本心”，“不忘初心”呢？
“仁”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在这变化的漩涡中防止迷失的重要工具。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变化，纷繁复杂的物质诱惑，只有保持一颗“仁”心，真正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本心”，逐渐摆脱被物质控制的虚无感，被利益控制的孤独感，以儒学的“仁”之德性获得情感的超脱，寻找属于自己人生的意义。
二、行为之“义”
义，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
从文字结构来看，“义”也写作義，義字从我，从羊。“我”是兵器、仪仗，“羊”是祭祀品，二者结合代表了合乎时宜的道德、行为。
“义”的理念在可考资料中最早由管仲提出，作为立国之本的“四维”之一，而后孟子就“义”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阐释了“生”与“义”之间的关系，升华了“义”的重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理论指引作用。
故而，明晰青年群体的“义利”观，培养其“道义”情感，情感态度作用于行为，对于其行为处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义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五常”之一，在《论语》中指的是道德之义。在孔子那里，“义德”不仅意味着一种道德规范，而且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同时也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德性。
首先，孔子认为，以“义”的规则、规定为依据办事就是“义”，这就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里仁》）。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义”，就是不要想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规则和定力，我们应当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则，而“义”就是其中的准绳，我们应以此为思考事情和处理事情的依据。
其次，《论语》还将“义”作为判别“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尺。“义”是个人利益之外，社会对个体所提出的行为规范，是君子生存于世的价值原则。君子一生“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义”则行之，“不义”则止，唯“义”是从。正因如此，面对利益诱惑，君子就有了不同于小人的选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只有真正的君子，才会固守“义”道，小人则是斤斤计较，只为获取私利而与人争夺不休，所谓“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继而，孔子还认为，应以义为重，重利轻义。在物质利益和道德伦理取舍之间，应优于道德而轻利益，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比物质需要更有意义。比如，“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作为有高尚人格的君子，是不会总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与失，更不会一心追求个人利益，否则，就会招致来自各方的怨恨和指责。孔子认为“义”具有不为功利的独立价值，因此便把“行义”作为个人不计较成败得失的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义之所在，便会尽全力而为。
“义”作为规范伦理核心概念，它规范的是个体成员的利益行为，保护的是其他个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孔子所表述的“义”“利”道德情感之辨进行反思。更深入地看，“义”“利”二端其实并非如孔子所言———截然相反，更完善的理解也许是:君子追求自我利益时，会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