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诚信医院 http://www.zgbdf.net/baidianfengjiankangzixun/83573.html“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中庸》开篇的第一句话。其论说，由“天”（“天命”），到“教”（“修道”）。无疑，论述的着眼点，发生着变化：从天到人。而论述的重点关节，在于天命、率性、修道。在其论述的关节与重点中，《中庸》第一句，两次涉及“性”，两次涉及“道”。由此，又可见出如下的论述图谱，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图谱A”，如下：天-性——性-道——道-教在《中庸》第一句后，第二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在呈现了图谱A后，第二句论述的，不是图谱A开端的“天”也不是图谱末端的“教”；而是中间环节之一的“道”。另一中间重要关节，是同样被论说了两次的“性”。《中庸》，作为一部篇幅不长的儒家典籍，其开篇第二句论述“道”，而非同样在首句论述了两次的“性”，也没有论述图谱A中的开端“天”和末端“教”，则必定有它论述的路径即逻辑。在《中庸》逻辑的规定下，由第一句、第二句所述及的“天”“性”“道”“教”四者中，或者四者被两次言说的“性”和“道”二者间，是否会在接下去的论述中进一步聚焦到“性”与“道”二者中的一个呢？以下，是“中庸”接下来的两句：“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如以上，即《中庸》三四句，即《中庸》首章第三句和第四句所呈现的，《中庸》开篇的首两句论述的四者（“天”“性”“道”“教”），或各被两次论述的二者（“性”与“道”），均未能出现在第三句和第四句中。而是，“君子”与“慎”，成为继“性”与“道”后新的被两次论述的概念。且，“君子”与“慎”的关系为：第一，“君子戒慎……”；第二，“君子慎……”即，第三句、第四句，两句论述的是“君子（戒）慎”这个命题。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三句、第四句中，出现两次的词语，还有表示因果推导、判断结论的“故”（意为“所以”）。由此，我们可知，“君子（戒）慎”是《中庸》开篇前两句的一个自然结论。“君子（戒）慎”的理论背景或原因，在于前两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由呈现出图谱A（天-性——性-道——道-教）的第一句，到终点落脚于“道”“不可须臾离”的第二句，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营造、推导人之外的“天”、人之内的“性”，发展到可兼内外之“命”“性”于人切实行动之“修”，已经在为第三句、第四句之结论（“故”）作铺垫。包括“修道之谓教”的第一句及第二句，未道出的“君子”，在第三句、第四句中，成了理所当然的结论的主角。即，《中庸》首章前四句，从宇宙与人的角度（或者，《孟子·万章》中的“天与人”的根据，便在此处的“天命之谓性”同），论证人率之“性”根源于“天”，欲修之“道”在于人之“性”，欲行之“教”在于“道”。故，“道”，成了人之“修”的根据。人而“修道”，则谓之“教”。至此，“道”，脱离了兼及客观宇宙与主观宇宙的“天命”（《春秋》所谓“天道远，人道迩”），直达现实世界里的人“不可须臾离”的“道”。在此意义上，“道”，从“天”而“人”（“君子”），体现了儒家罕言“性与天道”、“述而不作”的态度。故，第三句、第四句两句，继第一句的完成了从“命”“性”到“道”“教”的世俗化、在地化，第二句的完成了对“道”之于现实的重要价值的着重论述后，展开并完成对形而上的天之“命”、人之“性”与行动上的率之“道”、修之“教”的归总。《中庸》首章前四句，归总于“君子”应“戒慎”、“慎独”，即“君子慎”。由此，或可认为，《中庸》之论，本不如道家那样“玄而又玄”。孔子自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末章又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由此可见，“天命”，在孔子和孔子那里，是一种较难“知”却必须“知”的问题。由此可知，《论语》末章之“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以看作是《中庸》首章前四句的由“天命”推导到“道”，又从修“不可须臾离”的“道”落实为“君子”（应“戒慎”、“慎独”）的一个佐证。儒家论“命”（“天命”），原来是为成为“君子”而作的开路工夫。故，将“五十而知天命”置于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序列中观察，则庶几知道儒家的“命”，是绝对要对现实负责的。“命”如此，“道”亦然。正所谓“道不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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