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清末怪杰”之称的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语等九种语言，共获得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著名的中国通、曾任袁世凯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的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孙中山、林语堂等皆推其英文造诣为“中国第一”。一次，辜鸿铭与梁崧生打赌，说他能背出弥尔顿的《失乐园》全文。梁不信，于是辜拿出书来，交到其手中，滔滔不绝地将《失乐园》全文背诵出来，而且一字不错。凌叔华也曾亲耳聆听年过花甲的辜鸿铭背诵那首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凌在回忆文章中说，辜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辜鸿铭生于马来半岛西北槟榔屿。早年，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能操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兼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是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他的父亲是橡胶园的总管，因些而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园主布朗先生没有子女，便将他收为义子，这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应该说优越的家庭环境加上过人的天赋，是这个“清末怪杰”成为语言天才的优于常人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也把年仅10岁的辜鸿铭带回了英国；14岁时，又随布朗迁居到德国，在布朗家中学习德文。布朗教授辜鸿铭学习德文的方法其实土而又土，类似中国私垫的填鸭式教育，早就被我们中国教育界唾弃N万次了。布朗教授对辜鸿铭说，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浮士德》。年幼的辜鸿铭并不懂《浮士德》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只是说：“只要求你说得熟，并不要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时我再讲给你听。”很快辜鸿铭就背会了《浮士德》，接着开始学莎士比亚。布朗为辜鸿铭制订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辜鸿铭不仅背得快，而且又领会极深。于是，布朗又改变了既定方针，改为半个月学三部。这样不到一年时间，辜鸿铭就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背得滚瓜乱熟了。接下来，布朗安排辜鸿铭学习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只读了三天，辜便哭了起来，布朗问为何。他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问辜的进度，知道他每天读三页后，便告诉他，散文每天背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辜鸿铭便陷入矛盾之中，看得多了，背不下来；看得少了，又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知道后面说什么。等到一部《法国革命史》看完，布朗才允许辜鸿铭随意取阅家中的其他书籍。多年后，有学生请教辜鸿铭学习西文的方法时，辜回答：“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16岁时，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录取，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要知道，拉丁文、希腊文学相较于之前的英文，可要复杂而困难多了。可辜鸿铭立志要读遍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所有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抄录了数十种书。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亦在爱丁堡大学就读，他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鸿铭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辜鸿铭虽身在海外，但他对祖国文化情有独钟。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辜鸿铭向一位资深教授请教。言谈之间，老教授对《易经》赞不绝口，并对辜鸿铭说：“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懂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仅是只言片语，不能领会《易经》的精髓所在，但我已感到其哲学理论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还得钻研本国学术。”年前后，辜鸿铭学成返回故乡槟榔屿。次年，他巧遇中西通才马建忠。二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长谈三日。马建忠大谈中国文化，令辜鸿铭大开眼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辜鸿铭开始了回国恶补传统文化之旅。直到晚年，他还意犹未尽地回忆这段往事，感慨正是马建忠让他改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许多人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得益于他的天赋，他却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还是坚持‘困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辜鸿铭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他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有一名外国人请教他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by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byheart）。”在晚年，辜鸿铭回忆道：“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辜鸿铭非常擅长英文写作，连英国人都点头称叹，认为其文风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味，甚至可以同英国的大文豪卡莱尔、阿诺德相媲美。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译著《论语》，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后来又翻译了《大学》。除了“四书”中的这三部，他也翻译了其他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在此之前，还没有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一时轰动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时被提名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泰戈尔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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