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探秘：《论语》一书，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在塑造中国人文价值和人道精神上具有深刻而隽永的影响。现今，我们很多道德伦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蕴，都与之有着基因传承的关系。在增强和践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为何，做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诗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出的一个重要优秀硕果，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文献《诗经》的出现，既是时代生活的历史记载，又是文明发展的意识自觉。
传说，《诗经》经孔子收集整理和删减提炼而成。
诗歌，既来自生活、实践的浓缩，又反过来陶冶、愉悦生活。
诗歌，非是生活情景的复制和拍摄，而是取其精华进行艺术加工的生活情境。
《诗经》首篇的《关雎》，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极强的一首诗歌。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文，出自《论语·八佾》。此是孔子对诗歌《关雎》一篇的评论。
这一论说，虽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个字，但却道出了中庸之道，指明了诗歌艺术的最高意境，为后来诗歌发展起到了“开来”的价值作用和巨大影响。
诗歌《关雎》的原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歌的主旨，在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孔子评论的焦点，不在于诗歌的情景性、艺术性，而在于指出其中的思想价值，以及对情感表达所要把握的中庸之道。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体现了中庸之道，又贯彻了“思无邪”价值宗旨。学者在玩其辞而审其音中，就能得以识别其性情之正。
诗歌因情感而作，又以愉悦感官而陶冶情趣为旨归。抒发情感有乐、哀之分，则诗歌有乐、哀之情趣。
“乐而不淫”，愉悦中不失情性之正。
诗歌，由欢乐而生，又以雅乐而归。情感之流弊，往往是无节制则盈而不反。“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就在于揭示乐淫之患。因情感而作之诗歌，若是复制现实生活之欢乐、愉悦场景，极易流入淫佚之失。
诗歌的情感之乐，若过于淫荡而失其正，必将导人心流于淫乐，而对人情之弊造成推波助澜之负效应。诗歌之乐一经失其正，助人于淫乱，则害己又害人，必然失去其感化人心的价值。乐盛而不失其正，方是诗歌乐性存在的必要前提。
“窈窕淑女”的“好逑”，是君子情感所求的自然之乐，然君子好德而不好色，乐而不荡，故为人所称道。“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足见乐之高雅。
“哀而不伤”，伤感中不伤心身之适。
诗歌，由哀而生，又以不伤而归。情感之弊，往往是无节制则哀极生悲，极易导致心情消极颓废，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轻生丧命。因情感而作之诗歌，若是简单复制现实生活之悲哀、伤痛场景，极易流入颓废之失。
诗歌的情感之哀，若过于伤痛而失其度，必将导人心流于消极、颓废，而对人情之弊造成落井下石之危害。哀之过，必害于和。诗歌之哀一经失其度，必导人发泄、泄愤，则害己又害人，必然丧失存在的价值必要性。哀而不失其度，方是诗歌哀性存在的必要前提。
君子在“窈窕淑女”的“求之不得”中，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然忧虽深则不可害其和。诚求之是自然之性，求之不得也要淡然处之。毕竟，男女之事乃是互动而情投意合的机缘巧合，非是强迫任意之可得。
中和之道，乃是诗歌创作的灵魂。
就诗歌的存在价值来说，存在必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方可为真正的隽永。诗歌的合理，或是体验情感愉悦的无害，或是发挥导人“思无邪”的正能量。
坚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创作宗旨，就是既反映于真情，又超越于实感。秉承中庸之道，体现中和之度，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方是诗歌价值的真正体现。
那种以一味追求真实、崇尚现实为借口而造成人情欲望泛滥之弊的写实创作倾向，既不知人情之正方为真情，又不懂哀乐之正方是人民所需要和喜爱的诗歌。
忘掉人的社会本性，忽视人与人之间相互节制的情感伦理，舍弃哀乐情感上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情感泛滥写实主义者的内心龌龊所在。
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既在于承认和认可情感对于人生的价值体验，又在于清醒认识人情之流弊，旨在节制情感而回归人性之真情。
孔子的思想主张，对现实的诗歌创作，也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启迪意义。
诗歌的最高意境是：艺术性必以思想性为前提，思想性并非损害艺术性，而旨在不使泛艺术性损害人的性情之正。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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