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与政治家融于一身的王安石，不仅对传统儒学、经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也对“先王之政”有着深刻的见解。与一般儒生按部就班进入官僚系统“入仕当官”的惯例不同，王安石对国家治理及其如何治理总结出了系统主张与一系列独特举措。
而对传统儒家，王安石最服膺的一个人，即是孟子，他在中进士的一年,就曾著文称“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
回看王安石一生行迹，可以发现有两点能够解答何以服膺的理由。一是人格的类似，孟子一生好辩如战士，王安石外号“拗相公”不服输，但都有着强大意志，为实现儒家的“理想政治”而不懈努力，“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二是思想的共鸣，如何把浸透儒家圣贤情怀的“先王之法”变为现实，为国分忧，为民谋利，是孟子与王安石的平生抱负，尽管现实与抱负具有一段坎坷距离。
一、以道自任：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道是合理与正义的化身，中唐之前，孟子之“道”不为世人重视，相关研究著述亦是较少。虽然韩愈提出了“道统说”，指出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唯一嫡传，但是影响力不足。王安石对于孟子之道极其重视，在“孟子升格”中具有重要地位。
其真正落实以及升华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统，将一切影响国家发展，反对变法施行的达官贵人放在了对立面，可以说孟子之道，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王安石一直坚守的“重道义，不轻王公，不骄富贵”，正是孟子“道尊于世”“富贵不能淫”的真实写照。
王安石对于孟子之道极为推崇，北宋一直以来更重周公与颜回，王安石则是首次将孟子与儒家创始人孔子并列，称之为“孔孟”。“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孟子》一诗中可见，王安石将孟子的理念作为自身的精神寄托，以孟子的品格作为自身学习的对象。他这种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理解孟子精神，理解他所推崇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充分证明了王安石希望继承孟子的遗愿，着力推动其政治主张，一展改革变法的抱负。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其就如同当年孟子向齐宣王宣传“保民而王”思想一样，被人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空谈，而孟子希望推行的“王道政治”，同样也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王安石认为自己的理想和崇敬的孟子一样，且也有同样的遭遇，都被人们认为是“迂阔”，所以王安石和孟子一样都有相同的孤独之感。
随后“故有斯人慰寂寥”，意为：孟子将我当做朋友，他安慰我，温暖我，感动我，让我孤独的心灵有了归属。因此我才能够一直拥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无所畏惧的气魄，才能够一直不屈不挠，奋斗不止。
在《奉酬永叔见赠》一诗中，王安石又如是写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因此在变法以及政治思想方面，均以孟子为敬仰，再次认为应当全盘学习孟子之道，成为弘扬大道，身怀浩然正气的“北宋孟子”，并在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中贯穿到底。
王安石曾经在《送孙正之序》中写道：“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
由此可知，王安石坚定不移的继承了孟子意志，真正做到以道自任，天下昏暗，若需有人挺身而出，若众人皆退让，我辈绝不推辞，正是这种不愿随波逐流的英雄气概，让他仿佛化身为北宋孟子，“以道自任”这一心中秉持的信念亦是贯穿王安石始终。
儒家追求中庸之道，《论语·雍也》中载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因此王安石之前，亦会数次变革，例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曾推行庆历新政，然而在保守朝臣以及既得利益者反对之下，新政失败，范仲淹自请罢参知政事，为了正是平息纷争。
然而王安石以道自任，坚定不移的秉持孟子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为根据，王安石尝试不惧权贵，敢于变法革新，宁愿得罪大批朝臣亦是毫不退却。以道自任，正是王安石践行道义，实现人生抱负的重要支撑，这亦是王安石变法比范仲淹庆历新政影响更为卓越的重要原因。
二、出处行藏：万物之废兴，皆命也
《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出，即“用”，处，即“行”，士大夫出仕为用，行修齐治平的大事，闲居为处，独善其身，藏锋不露。不同于学而优则仕，一心求关的文人，亦不同急于求成的范仲淹，王安石懂得何时行，何时藏。王安石出处行藏亦是紧紧跟随孟子之道，在日常生活甚至政见改革之中亦是以孟子理论作为基础。
王安石曾指出“万物之废兴，皆命也”，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孟子“君子行法，以侍命而已矣”的思想不谋而合，认为行道需要时机，如果时机不合时宜就不应该过分苛求，否则非但志向无法达成，甚至自取屈辱郁不得志。
因此处理出处行藏中“出”与“藏”的关系之时，王安石亦是秉持孟子精神，早期自己认为尚未适合进入政坛时，其坚决不出，屡屡推辞朝廷封官，可谓通晓“君子行法，以侍命而已矣”的概念，这一点其实在当时官场是非常难得的。
除此之外，王安石同样在“出”与“行”之中很好贯彻了孟子的理念，当其掌握“道”之后，就该固守己见，坚持主张，即使面对负面意见同样不能退缩。
王安石在《拟上殿进劄子》中提出彼时北宋朝政缺陷在于“患在无法度故也”，同时指出“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于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人不被其泽者，为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此时王安石以孟子“法先王之道”的道理印证了自身意见，实现了自身与孟子理念的统一。
再者在用人方面，王安石借鉴了孟子“不惑于众人”的思想，结合当时时代背景，进一步提出“用人惟己”论，王安石提出选拔贤能方面应该坚持己见，不可受制于人，亦不可为外人言语行为所诱，这种观念支撑着王安石在变法中能够在种种反对声中坦然自若，坚定不移的推动变法发展。
由此可知，王安石出处行藏均严格按照孟子思想，从中选择能够为其所用的知识点进行表达。“行”是表达思想的重要过程中，其主要代指王安石政治活动，由此可知“行”对于王安石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亦是应该意识到，由于王安石思想与孟子思想相贯通，孟子思想更受肯定，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将越发减少。
因此王安石将《孟子》与儒家先贤孔子《论文》相提并论，要求将其纳入科举试题之中，并且利用自身宰相权职劝告宋神宗封爵孟子，虽然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障变法顺畅，但其对于孟子的推崇以及肯定亦是不言而喻。
三、君臣关系：道隆德骏者，迭为宾主
王安石身处政治环境，同时又在变法的旋涡正中心，君臣关系正是其极为重要的认知构成。王安石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依旧沿袭着孟子的理念，表达着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准确认知。
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当是君臣平等，提出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点，表达了帝王亦是需要重视与臣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大胆的提出了“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认为如果皇帝德不配位又不思悔改，那么就应该退位。
然而孟子所处战国时期，已是礼崩乐坏，诸侯国强盛，周王摇摇欲坠。伴随着时代发展，帝王极其稳固，作为中央集权巅峰的宋代，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当时大臣亦是均认为君为国之重。
王安石则是没有认识时代变化，一味继承了孟子君臣关系，并总结了上古时期以及先朝时期的例子，认为如果国家处于特殊时期，那么臣子可以通过“非常义”取代君王。这一观点虽然看似大逆不道，然而实际依旧尊重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
以势观之，君主即为君主，臣子即为臣子，二者关系不可反转，但其若以道观之，如果臣子有道君主无道，那么君主就应该听从臣子建议，如果君主执迷不悟，臣子亦可以取代君主。这一概念是对于帝王的警示与提醒，告知君王必须重视自身，并非肯定臣子推翻统治取而代之的理念。
王安石提出道大于势，认为君无道则臣可代之，这一理论绝非当时君主地位至高无上的王朝统治者以封建卫道士所能够接受的，因此王安石亦是因此受到了大量抨击，某种程度上，亦为变化失败埋下伏笔。
但是王安石敢于在封建统治的当时提出颇具革新性的建议，确实让人为之赞叹。而且“民贵君轻”、“臣可谏君”的君臣关系，使得王安石在变化过程中能够为民着想，为国着想，极大提升了变化的革新性，这亦是其与司马光、苏轼等保守派的最大差异。
四、习以成性：性情一也，有善有恶
孟子对于人性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即“性善论”，这亦是其“仁政”观念的基础。孟子性善论影响着当时北宋儒学风气，“性善论”在当时可谓根深蒂固。王安石早期提出的“人性论”，直接照搬了孟子的“性善论”，这一点在其早期著作《性论》中可见一斑。
王安石指出：“孟轲学子思者也……噫，以一圣二贤之心而求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我国学者认为，该阶段王安石依旧处于模仿先贤的阶段，尚未形成独立自主的思辨思想。在此之后，伴随王安石政治经历逐步积累，开始在孟子“性善论”基础上有所创新。
虽然王安石一直是孟子坚定不移的继承者，然而其对于人性观却在孟子基础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中年成熟时期认为性本善的同时，后天之性有善有恶。“夫古之人以无君子道为无道，以无吉德为无德，则去善就恶谓之性亡，非不可也。”即君子道方可为道，除此之外，皆属于无道；同时，只有吉德方可为德，只有善性方可为性。
以此从本质角度来看，性具有善意。这一观点，正是王安石继承孟子性善论的具体体现。然而另一方面，王安石指出虽然人性天生为善，然而在其后天发展进程中，由于环境以及其他因素干扰，人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异，部分人依旧性善，部分人却是变得性恶。
虽然性恶并不配称之为性，然而日常习惯中还是会称之以“性”。因此王安石最终得出结论，即：“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则命有顺有逆，性有善有恶……”肯定了后天之性，确有善恶之分。
王安石一方面继承了孟子“性本善”的观点，同时亦是辨证提出后天之性有着明显善恶之分，这正是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延续与发展，其更符合北宋时代背景，亦是为其后续变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北宋末期不仅政局动荡，边疆告急，文化领域同时亦是进行着极其激烈的剧变。儒释道三教融合之余亦是相互争斗，力求突出自身思想的影响范围与渗透力度。儒家思想广泛吸收佛道精华，形成“心性之学”，成为思想发展的主流所在。
统治者不仅需要稳固政权，同时亦需要先机的思想作为国家支撑。王安石意识到孟子思想能够为北宋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因此致力于宣传孟子思想，一举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与旗帜人物。
结语
综上所述，王安石以建立儒学道德性命之学以及强国富民为目标，在其心性论以及政治思想形成过程中大量借鉴孟子思想，其力度之大，激烈程度之深令人叹为观止。纵观同时期其他儒家家的思想观念，李觏等人坚持孔子之道，尊崇“君君臣臣”的“正名”之道，对于孟子君臣观持完全否定态度。
大儒程颐虽然属于“尊孟派”，但其仅仅在哲学观念方面继承了孟子思想，较为敏感的君臣关系则是依旧秉持君臣上下有分的传统观念。王安石对于孟子之学继承范围之广，继承程度之深，纵观整个宋朝亦是无人出其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