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遵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学传统的前提下，阳明直接取证于经书并展开了针对朱熹有关《大学》格物致知问题的诠释观点的批判，进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起了在朱熹《大学或问》、《大学章句》之后对《大学》的心学诠释学方向。这一点，在他于不同时期所著写的一系列有关《大学》的解“经”之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大学》原本出于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章，目前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大学》是孟荀后学研究礼学的著作集，初编于汉代，但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突出的理论地位和思想上的影响力。直到唐代，《大学》在儒家学者心中的学术地位才有所上升，根据学者陈寅恪的考证，最早注意到《大学》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并致力于挖掘其价值的是韩愈。到了宋代，《大学》在整个经学中的独立性地位逐渐趋于明朗，程朱理学一派将《大学》以及《中庸》一并从《礼记》中抽取出来，在加以整理增补之后使其与《孟子》、《易经》共同列为《四书》。自此，《大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典籍中的权威地位得到了巩固。所以，实际上，虽然宋明理学家们的学术观点各异，但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都是在诠释《大学》的过程中得以表达的，而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体系也都是围绕着《大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而建构起来的。具体到朱熹和王阳明二人来说，朱、王二人都十分重视对《大学》的研究和阐释。朱熹对《大学》推崇备至并以之为教人治学的入门之书，他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但在对《大学》思想倍加推崇的同时，朱熹也认为郑玄注的古本《大学》中有“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序”之处并因而对古本《大学》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朱熹对古本《大学》的补充和修正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朱熹将古本《大学》中包括“明明德”、“亲民”、“止至善”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的第一部分称为“经”，把古本《大学》解说阐释三纲领、八条目以及相关内容的第二部分称为“传”；其次，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对古本《大学》进行了修正，而其中最为后世学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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