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似乎存在着两个版本:一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易经》,另外一本则是文王所作的《易象》。
前者是流行本,四处可见。而后者是周文王用来“演德”的,是周朝灭商的“君人南面之术”,作为秘籍和治国之宝,一直藏于秘府不得外传。
由于特殊的机缘,孔子读到了藏于鲁国秘府的《易象》副本,恍然大悟,才坚定了“述文王之训”、“复周公之礼”的志向。
可惜,当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天不假年,估计已经没有精力对《易象》和《易经》进行系统的阐释和发挥了。
“假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而后来的《易传》正是继承了孔子“演德”的路线走了下去,圆满地完成了以“仁”释“德”的重任。
孔子和《易》的不解之缘
儒家与《周易》的关系,可以从孔子和《周易》说起。
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家对《易经》是很重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学建构,不仅受到了《易经》中阴阳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阴阳相交的运动变法的启发。
没有前者,就没有所谓的以“仁”释“礼”的儒学,没有后者,也没有儒家思想的灵魂——中庸之道。
孔子对《易经》的重视,历史上是有明确资料记载的。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看来,孔子是在五十岁以后(有人说,孔子学《易》在六十八岁)才开始痴迷《周易》的,可谓相见恨晚。
正如孔子所说的,如果能在五十岁的时候学《易》,自己在人格修炼上还能再上一层楼。
《史记·孔子世家》也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些能够相互印证的资料无疑表明:孔子对《易》是有过精深研究的。我们都知道,孔子曾经提出过人生的五大里程碑,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据说,孔子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
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
正如他在上面感慨的那样:“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如果孔子真的是晚年才学《易》,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子的困顿和儒学的光大。
我们知道,孔子早期四处推行其政治主张,但得不到各路诸侯的采纳。
而艰难困苦不改其志,即使如丧家之犬,仍然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
至于,孔子的主张为什么在当时得不到认可呢?
原因也许很简单,就是孔子那一套以“仁”释“礼”的儒学建构缺少了内在的灵魂,很容易沦为一种死板的形式和教条。
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孔子当时并没有读到《周易》。
今天的我们也许无法想象,当时看本书是很困难的,尤其像《周易》这样的书,属于官方的教科书,只能藏在周天子自己家里的小图书馆里,属于秘藏典籍,只有少数为太史的几个人才能看到。
别说孔子这样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后裔,就是王公贵族也很难看到。所以说,孔子读《易》不得,是很苦恼的。
孔子能最终读到《易经》,还是沾了时代的光。春秋末年,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王室衰微以后,原来在周天子身边当文官的知识分子为了生计,都跑到各路诸侯国去了。
但这些人出走,并没有空着手,临走还要捞一把,随身带走了一些东西。
带走的什么?文人嘛!当然带的是书。就像今天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搬家,最为珍贵的还是书籍。
在被这些人带走的书籍当中,很可能就有《易经》。孔子晚年定居鲁国,当了个编纂鲁国历史的小官,才得以见到《易经》的庐山真面目。
孔子看到《易经》以后,欣喜异常,如饥似渴地读这本所谓的人间秘籍,甚者韦编三绝,完全可以理解。
也许,正是因为孔子在晚年才读到《易经》,因此已经无法再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创新了。所以他才慨叹: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正因为此,孔子晚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易经》与自己的学说之间的结合上,他的学说才逐渐被社会所认可,再加上他身后几位天分很高的学生的努力,《易》终于成了儒家学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旁的不说,《中庸》明显就是从《周易》中衍生出来的。可见《易经》对儒家的影响。
也正是儒家学说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才逐渐被社会所认可,成了显学,成了热门。
而孔子本人,也被称为“圣人”。可惜,孔子本人可能并没有看到这些荣耀。或许有些遗憾吧!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天上的星星燃烧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话说回来,《易经》本来是一本占卜的书,难道孔子对《易经》迷恋是为了占卜?
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否则就无法深刻认识《易经》到底对儒家意味着什么。不错,孔子在读到《周易》之前,确实把这本书当作了一本占卜的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
可是自从读到《易经》之后,孔子开始陷入占卜当中而不能自拔,甚至是痴迷。
《论语》中记载,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帛书《周易·要》中说: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说就是:
“吾百占而七十当,惟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帛书《周易·要》)
意思是说,占卜的准确率达到了70%。可以想象,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如果有研究彩票的爱好,结果会是怎样。正因为此,孔子迷恋占卜的行为,遭到了他的学生的反对。
子贡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
“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帛书《周易·要》)
老师不是经常教导我们那些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吗?
而今天,强调“德行”而远离“鬼神”的老师怎么会玩起占卜的游戏了呢?
子贡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孔子为什么痴迷占卜呢?
其实很简单,孔子被“占卜”这个游戏给迷住了,并不是用来预测吉凶。就像今天我们沉迷于电脑游戏而不能自拔一样,是被这个游戏过程吸引了,而没有想到玩完了游戏会得到什么奖赏。
所以,游戏不是赌博,它在人性的深处是自娱自乐。孔子占卜也是如此,他占卜并不是预测吉凶,而是被阴阳两爻之间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吸引住了。
正所谓:
“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易·系辞传》)
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
一个“玩”字无疑表明,就是单纯地演卦,也能给人无穷无尽的乐趣。不知道今天那些开发电脑游戏的人,是否能将《易经》这个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戏开发给大家玩,不仅可以益智,开发大脑,还可以领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岂不是一举两得?
话又要说回来,孔子读《易》占卜,单纯是为了“玩”吗?
肯定不是。如果仅仅是自娱自乐的话,孔子胸怀天下的气魄也就没有了,而《易》也就不可能为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那么,孔子在这种近乎游戏的“占卜”中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