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中国画注重“写意”，如王维论及的“凡画山水，意在笔写”，白居易在《画竹歌》中道及“不从根生从意生”，欧阳修“心意既得形骸忘”，都说明的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跳脱出外在形象的如实描摹，而是捕捉到真实的精神层次，把握事物的本质性的内在特征，予以艺术化的呈现。
今天看来，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自觉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种精神追求。
《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上，并没有采取西方文学叠床架屋、铺天盖地的叙事手法，而是采用了一种简约的、删繁就简的白描笔触，展开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许三观二十多年的生存际遇，折射出中国当代的宏大框架下个体中国人的生命实录。
余华对现实背景的描摹，就像中国画一样，是作了力所能及地淡化，在整个小说里出现的历史背景，如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上山下乡都被推入到淡到不能再淡的遥远的深处，这些当年轰轰烈烈地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社会动力源，在小说里，只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存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人的既定的生存方式。在这一切主导着社会走向的强大波澜面前，中国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依旧按照自己既有的方式，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地走着自己应有的轨迹。
于是，我们看到，在那些所谓触及人类灵魂的一次次重大政治运动之中，许三观为代表的中国人，依旧按照自己的吃喝拉撒睡方式，行使着最本能的欲望期冀与满足，如许三观依旧要追求女人，并且不择手段，从别的男人手里抢到他看中的女人，就像阿Q一样，在他的人生履历中，不管世事风云，都要去做一趟“我要女人”的春梦，然后，许三观又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的孩子非自己所生的尴尬问题，从而纠缠在自己被带了绿帽的男人耻辱之中，而随着孩子的长大，他又默认了不管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私生子，他都按照一个中国男人的生存方式，承担了那一份身为父亲的应尽责任。在这一幅长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现实长卷中，走马灯般变幻的政治风云，只是普通中国人身边的流云或者飘蓬，不会改变中国人本质上传承了千年的那种不变的生活方式，他可以恸怒，可以争吵，可以残忍，但是，中国人身上最终体现出是的一种韧力，一种承担。
对中国人的认识其实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另一种是中国人天生是具有劣根性的，贪婪、自私、不团结。前者被打造出一种中国人近乎是天下完人的高大上形象，后者则把中国人表现为不名一文的卑鄙小人，其实这两种偏激的看法，都无法看清一个完整中国人的形态。
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记载，很多都提到了中国人的委琐、吝啬、自私，这种形象，的确是我们在日常现实中经常看到的中国人的品性特征，在《许三观卖血记》里，我们也看到了许三观身上，集中了中国人的这种随处可见的并不陌生的个性特征。如许三观卖血的时候，受他的指点者的影响，总是要喝很多的水，兑稀血液，以赚取更多的利益，这种在框架内不择手段、牟取私利的潜规则，的确弥漫在中国人的各个角落、各个环节之中，扩而大之，就是那些行事打擦边球、垃圾食品、豆腐渣工程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原因。许三观身为中国人的一员，没有任何的自觉、任何的意志去抵制这种人性深处的贪小便宜的欲望。再看他追求女人的态度，他可谓是不择手段，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及，终于把一个已经与别人订婚的女人抢入到自己的账下，然而，一旦得知妻子生下的孩子，是她前男友所生下的孽障的时候，他更是按照中国男人最为耻辱的惯例流程，对妻子拳打脚踢，百般凌辱，对三个孩子，也是按照血缘关系，而亲疏有别，到面馆吃饭，偏偏丢下非自己所生的大儿子，大儿子打伤别人，他直接让大儿子去找亲生父亲解决赔偿问题，可以说，许三观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个中国男人最常态化能够作出的事情，这样的中国人，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高风亮节的中国人。但这种生活化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现实的全部。
然而，这样的中国人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民族还能够有绝境逢生、挺起脊梁的时刻，还有人性善良、辉映世界的情怀，《许三观卖血记》里，我们恰恰看到，余华在表现出许三观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时候，还展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一份深藏着的善良，一份应付裕如的韧劲，那一份用一句通用的话来讲就是有着底线的生活原则，这个原则，大致相当于中国人千年来滋养的“中庸”文化的底蕴。我们可以看到，许三观有极致的偏激的行为，但他没有突破底线，他对妻子婚前的性行为，呼天抢地，大感吃亏了，也对妻子凌辱有加，但他并没有把妻子往死里逼，他守着那么一个要回了面子、发泄了愤恨便又能复归常态的生态守则，也就是一种“中庸”吧。他一次次把不是他所生的大儿子一乐推出门去，对这个孩子也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歧视冷遇，但是当一乐真的出走的时候，他还是外去把他找了回来，并带孩子去饭店吃了一顿饱食。他有他的底线，也是中国人的底线，就是你可以污辱他，凌辱他，但你不能逼死他，每一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就是这种和稀泥式的“中庸”准则。而尤其能够看到许三观人性深处的亮色本性的，是当一乐身患肝病，需要到上海去治疗的时候，一无所有的许三观，不得不一路走，一路卖血，为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筹得医疗费用，也把许三观内在的隶属于中国人的善良本性给凸显出来，也成为小说里许三观卖血生涯中最为出彩的一次“奉献”。
余华就在这种不动声色中，写出了中国人叠印在一起的性格组合力量，展现了这个民族看似狼籍的外在下的精神的强劲的力道。而呈现这种中国人的本质的性格时，余华采取的是一种减少各种社会背景的干扰，而写意式地抽象出中国人的最具有本质性的生活流程。《许三观卖血记》里涉及的时空长达三十多年，作者只用了十五万字左右的篇幅，就把这么一个曲折起伏的年代，给抒写得精微突出，内质分明。作者砍去了复杂而冗长的背景介绍，直接进入到一种白描式的生活流程，甚至采用了中国戏剧唱念做打、一咏三叹的技巧，就像舞台上，直接通过演员的表演，来照应背景，还原纵深。我们看到，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许多场景与对话，都是一种写意式的存在，并不具有现实感与真实性，比如许三观与妻子的吵架对话，更像是一场舞台表演，而许三观与三个儿子的带有对偶性的曲折回还、带有装饰性的对话风格，都很难说在生活中能够真的出现，但是，余华赋予这些对话以一种高度的凝炼性与写意感，使得这些寥寥几笔近似舞台的过场戏，支撑起了小说流程的起承转合，减少了多余的冗繁的介绍，而实现了情节与性格的跳跃与进展，加速了小说叙事的进度。一句话，《许三观卖血记》用这种戏剧式的写意与绘画式的点染，略过了面面俱倒的背景交待与人物心理枝蔓，直接把具有戏剧张力的生活核心内涵，给提炼出来，转化为文字，使得文字在压缩的时空里，能够包容着更多的生活味蕾与心理流波。而实际上，余华采取这种写意式的文字手法，也与他自己所说的，他的南方文字很难表述成以北方话为主体的汉语文学主流有着密切关系，在余华小说里的对话中，出现很多口语化的“所以”等词汇，都看出，作者对北方话作出了某种让步，而抛弃了南方话在音韵与声调上能够带来的自然的亲切，作者失去了乡土语言的优势，于是，余华索兴选择了一种虚拟的书面语言，来呈现他的这种从语言上看难以给人以真实感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他放弃了放言的逼真性，而去追求虚拟语言背后的内在意蕴的真实感。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将内心和盘托出、缺乏中国人习见委婉性的对话，并不给人一种真实感，但是置放在作者所设置的一种虚拟的戏剧环境里，反而达到了一种写意式的精到生活还原。
《许三观卖血记》里可以看出，余华在寓言式与隐寓式再现中国现实生活的视角选择与语言运用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程度，他可以说把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小说的整个章法与语言设置中。在整个小说的写意式的呈现中，展现了中国人的多种心理维度，但这也意味着余华抛弃了更多的如实地抒写中国现实生活的机会，太多的写意，可能无法满足读者更为深层、更为浓烈的期许，这也可能是余华日后作品并没有超过他的早期写意式作品能够营造出强烈震撼力的原因。毕竟他的小说里的写意味大于真实感，一味地用虚拟的由作者耳提面命所设计出的生活写意，恰恰可能挤走了生活中的丰厚的意蕴与内涵。写意能够一眼带过，而丰厚的浓抹重彩可能能够有更多的回味与畅想的地方。余华创作上的拦路虎可能恰恰是他自己早熟地发现小说的写意方式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