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曰：“《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又曰：“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以至于子贡发出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庸》开篇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直接切入本原，一部《中庸》以“率性”与“修道”为主线贯穿始终，围绕“性”“中”“诚”以及“庸”“和”“时”而阐发儒家心性学之精微义理。
朱子认为读《四书》应“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按照朱子所规定的读四书之序，《大学》为“始”，《中庸》为“终”。《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阐明了古人修身之要，条理清晰，次第分明。《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直指本原，开示蕴奥，义理深邃，不读《中庸》，则不知儒学之精微。
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中庸”是至德要道，而不是一种方法与原则。按照《荀子·宥坐》的记载，孔子游览鲁桓公之庙，观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领悟中庸之道。此家人言耳，不足为信。
宗圣曾子作《大学》，述圣子思子作《中庸》，两部经典又同出于《礼记》。至圣先师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从义理上看，《大学》与《中庸》均可看做是对“一贯之道”所进行的阐释。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自“明明德”以至于“明明德于天下”，成就大人之学，此“学”自然能入于精微。或者说，“学”之集大成，即是率性。但《大学》主要从“致广大”这个角度发明大人之学之意蕴，《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更偏于阐幽显微，落在“尽精微”上说“性”与“中”，则体现为“庸”、“时”与“久”。
《中庸》首章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既然是天下之大“本”，自然也包涵“致广大”这层意思，故《大学》八条目从“正心修身”，经由“齐家治国”直至“明明德于天下”，正是无限趋向于“中”。《大学》三纲领之“止于至善”，即是《中庸》所谓“从容中道”。
《大学》与《中庸》立论的层次虽有所不同，但于义理上相互印证，殊途而同归，又同出于《礼记》，相互参照着研读，可收到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