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学习《传习录》《黄以方录》是明代文学家王守仁阳明先生创作的一篇散文。
黄以方问：“先生主张‘博学于文’是随着事物去学习存此天理，然而，孔子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先生的见解好像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经都是天理的显现，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
对《诗》《书》等六经进行研究，都是为了学会存此天理，文不仅是表现在事上。有多余的精力去学文，也是包含在‘博学于文’中了。
有人向先生请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一句话。
先生说：“这句话也是有针对性的。其实，所学的思就是学，学习有了疑问，就要去思考。‘学而不思’大有人在，他们只是漫无边际地思考，希望思索出一个道理来，而并非在身心上着实用功以存此天理。
把思和学当两件事来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说穿了，思也仅是思他所学的，并非两回事。”
先生说：“程、朱主张格物就是格尽天下的事物。天下事物如何能格尽?比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今你如何去格?
草木即便能格，又怎样让它来‘诚’自我的意呢?
我认为‘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大学》中所谓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及四肢。
若想修身，就要做到：眼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养这个身，功夫怎么能用在身上呢?心是身的主宰。
眼睛虽然能看，但让眼睛能看到的是心；耳朵虽然能听，但让耳朵能听到的是心；口与四肢虽然能言能动，但让口与四肢能言能动的是心。
所以，要修身，就需到自己心体上去领悟，常保心体的廓然大公，没有丝毫不中正之处。
身的主宰中正了，表现在眼睛上，不合于礼的就不会看；表现在耳朵上，不合于礼的就不会听；表现在口和四肢上，不合于礼的就会不言、不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于正心’。
“但是，至善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如何会有不善?现在要正心，岂能在本体上用功呢?因此，就必须在心的发动处，也就是‘意’上用功。
心的发动，不可能没有不善，所以，必须在此处用力，这就是诚意。若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切实地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上，就切实地去憎恶。
意所产生处既然没有不诚的，那么，本体如何会有不正?所以，要正心就在于‘诚意’，功夫一定要落实在‘诚意’上。
“但是，诚意的根本表现在致知上。‘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句话，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
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
我心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扩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钟爱，即便知道憎恶，也不能切实地憎恨，又怎能使意诚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所在。
“但是，并没有无所凭借的致知，它必须要在具体的事物上‘格’(探究)。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这件事上做，意在除恶上，就在这件事上不去做。
除恶，固然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纠正，也就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
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到达极限，而意的产生，好善除恶，没有不诚的了。格物就是诚意功夫切实的下手处。
格物若能如此，则人人都可为。《孟子》上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先生说：“众人都说格物要依据朱熹先生的宗旨，但又何尝切实运用了朱熹的学说?我倒是真正地应用过。
早些年时，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探讨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那得要多大的力量啊！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
钱友自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费神伤力，第三天时，竟过度劳累卧床不起。当时，我认为他精力不足，自己去穷格，从早到晚仍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与钱友一样而卧床不起。
因而我们共同慨叹，圣贤是做不成的，主要是没有圣贤那么大的力量去格物。后来我在贵州龙场待了三年，深有体会，那时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无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身心上做。
我坚信人人都可做圣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责任感。这番道理，应该让各位知晓。
弟子中有人说，邵端峰认为小孩子不能格物，只能教导他们洒扫应对。
先生说：“洒扫应对本身就是一个物，由于小孩的良知只能到这个程度，所以教他洒扫应对，也就是致他的这一点良知了。
又例如，小孩敬畏师长，这也是他的良知所在，因此，即使在嬉闹时看到了先生长者，他照样会作揖以表恭敬，这就是他能格物以致他尊敬师长的良知了。小孩子自然有他们的格物致知。
先生接着说：“我这里所谓的格物，从小孩子到圣人，都是这样的功夫。
但是，圣人格物就更为纯熟一些，毫不费力。如此格物，就是卖柴的人也能做到，自公卿大夫到皇帝，也都能这样做。”
有人觉得知行不能合一，向先生请教《尚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两句。
先生说：“良知自然能知，本来很简单。只因不能致这个良知，因而就有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
有弟子问：“知行如何能合一?例如，《中庸》上讲‘博学之’，又讲一个‘笃行之’，分明是把知行当两件事看。”
先生说：“博学说的是要从每件事上学会存此天理，笃行是指坚持不懈地学习。”
弟子又问：“《易传》中不仅说‘学以聚之’，又说‘仁以行之’,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也是这样。如果每件事都去学会存此天理，则这个心就没有放纵的时候，因此说‘学以聚之’。
然而，经常去学存此天理，又没有任何私欲使它间断，这就是此心的生生不息，因此说‘仁以行之’。
弟子又问：“《论语》中孔子曾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与行不就成为两件事了?”
先生说：“说‘及之’，就已经是行了。但不能常行不止，被私欲阻隔了，也就是‘仁不能守’。”
弟子又问：“先生主张心就是理，程颐认为‘在物为理’，为什么说心就是理呢?”
先生说：“‘在物为理’，‘在’字前面应添加一个‘心’字。这心在物上就是理。例如，这个心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在事君上就是忠等等。”
先生接着说：“各位要知道我立论的宗旨，我现在说心就是理，用意是什么呢?只因世人将心和理一分为二，所以就会出现许多弊端。
比如五霸攻击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为了一个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但人们说他们做得十分合理，这只是世人的心不够明净，对他们的行为往往羡慕，并且只求外在形式上好看，与心毫无关系。
把心和理分开为二，造成的结果是，自己已陷入霸道虚伪还没觉察到。所以我认为心就是理。
要让人们明白心和理只是一个，仅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到心外去寻求，这才是王道的真谛，也是我立论的宗旨。
弟子问：“圣人的言论有很多很多，为什么要简化为一个?”
先生说：“并不是我故意要把它简化为一个。《孟子》上也说‘夫道，一而已矣’，《中庸》中也说‘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都是一个，如何能分开为二呢?”
“心并不是只指哪一块血肉，只要是有知觉处就是心。例如，耳、目知道听与看，手、脚知道痛与痒。这个知觉就是心。”
黄以方问：“先生所说的格物，是不是包含了《中庸》中的‘慎独’、《孟子》中的‘集义’、《论语》中的‘博约’呢?”
先生说：“不是的。格物就是慎独、戒惧。至于集义和博约，只是普通的功夫，不能说是格物。”
黄以方向先生请教《中庸》中的“尊德性”。
先生说：“‘道问学’就是为了‘尊德性’。朱熹认为：‘子静(陆九渊)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他就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当两件事看了。
现在我们讲习讨论，下了不少功夫，只不过是要存养此心，使它不丧失德行罢了。
尊德性岂能是空洞地尊，而不再去问学了呢?问学岂能是空洞地去问，而与德行再无任何关系呢?若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讲习讨论，究竟学的是什么东西?”
又向先生请教《中庸》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
先生说：“‘尽精微’就是为了‘致广大’，‘道中庸’即为了‘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原本广大，人若不能‘尽精微’，就会受私欲的蒙蔽，在细小处就战胜不了私欲。
因此能在细微曲折的地方穷尽精微，私意就不能蒙蔽心的本体，自然不会有障碍和隔断，心体又怎能不致达广大呢?”
又问：“精微究竟是指念头的精微，还是指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念头的精微就是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现在讨论人性，众说纷纭。全都在说性，却没有人去见性。见性的人根本就没有异同了。”
又问：“关于声、色、货、利，只怕良知也不能没有。”
先生说：“当然。但是，初学用功的时候，一定要荡涤干净，不要让声、色、货、利丝毫留存心中。
如此，偶尔碰到声、色、货、利，才不会成为负担，自然会去依循良知并对它作出反应。
良知仅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若能使所致的良知精精明明，毫无一丝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交往，也是天理在起作用。
先生说：“我向各位讲习致知格物，每天如此。讲十年二十年，也是如此。各位听讲后，实实在在地去用功，听我再讲一遍，就会感觉有所进步。不然，只是听我讲了一次话，听是听了，又有什么用呢?”
先生说：“人之本体，经常是寂然不动的，经常是感而遂通的。正如程顺所谓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
有位朋友举出一个例子说，一位禅师伸出手指问：“你们看见了没有?”大家都说：“看见了。”禅师又把手指插入袖中，又问：“你们还能看见吗?”大家都说：“看不见。”禅师于是说众人还未见性。这位朋友不理解禅师的意思。
先生说：“手指有看得见与看不见时，但是，你能看见的性则永远存在。人的心神只在能见能闻上驰骋，而不在不见不闻上切实用功。
然而，不见不闻是良知的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习的人应当时时去看他看不见、听他听不到的本体，功夫才有一个落实的地方。
时间一长，当功夫纯熟后，就不用费力了，不用提防检点，人的真性也就自然生生不息了，又哪能被外在的见闻所负累呢?
有人问：“为什么程颢认为‘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都是生机勃勃的?”
先生说：“程颢的话也有道理。天地间充满生机的，无非就是天理，也就是良知的流动不息。
致良知就是‘必有事’的功夫。天理不仅不能脱离具体事物，实际也不可能脱离。无往而不是道，也就是无往而不是功夫。”
先生说：“各位在此处，一定要确立一个必做圣人的心。每时每刻要有如一棒留一条痕迹，一掌掴出一个血印，才能在听我讲学时感到句句铿锵有力。
若浑浑噩噩地度日，仿佛一块死肉，打它也不知痛痒，只怕最终于事无补。回家后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多么可惜啊！
有弟子问：“最近觉得妄念少了，不会去想一定要如何用功，不知道这算不算功夫?”
先生说：“只要实实在在用功，就是有这些想法也无关紧要，时间一久，自然会妥当。刚刚下了一点功夫，就要说效果如何如何，哪里靠得住?”
有位朋友独自叹息：“私意萌发时，自己是知道的，却不能马上剔除它。”
先生说：“你萌发了私意，这个知道就是你的命根子，应该在你知道的那个当下就去解决它。这就是立命的功夫。”
“孔子主说‘性相近’，也就是孟子的‘性善’，不能只从气质上说性。如果从气质上说，刚和柔相对，怎么能相近?只有‘性善’是相同的。
人刚出生时，善原本是相同的。然而，气质刚的人受善的影响就成为刚善，受恶的影响就成为刚恶。
同理，气质柔的人受善的影响就成为柔善，受恶的影响就成为柔恶。这样，性的分离就会越来越远了。
先生曾经对修习的人说：“任何念头都不要滞留在心体上，这就好像一点点灰尘都不能吹进眼睛里。一点点能有多少呢?然而，再少的灰尘，都能使人满眼天昏地暗了。”
先生又说：“这个念头不仅是指私念，就算是美好的念头也不能有。就好像金子本身是很好的东西，但放一些金屑在眼睛里，也会让眼睛睁不开。”
有人问：“人心与物同为一体。例如，我的身体原本就是血气畅通的，所以称同为一体。但我和别人就是异体了，与禽兽草木就差得更远了。那为什么还要说我和别人、和禽兽草木都是同为一体呢?”
先生说：“如果你从感应的征兆上去观察，那么，岂止禽兽草木，即便天地，也是与你同体的，鬼神也是与你同体的。”
再次就这句话请教先生。
先生说：“你看看在这个天地的中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回答：“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先生说：“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回答：“只是一个灵明。”
先生说：“由此可知，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有这个灵明。人只是因为形体，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隔离开了。
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如果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望它的高大?地，如果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视它的深厚?
鬼神，如果没有我的灵明，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天地鬼神万物，如果离开了我的灵明，也就不存在了。
我的灵明，如果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同样不存在了。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哪能把它们隔离开来?”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是亘古不变的，怎么能说没有我的灵明，它们就不存在了?”
先生说：“你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游散了，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在哪里呢?”
先生启程去征讨思恩、田州，钱德洪和王汝中送别先生到严滩。
王汝中向先生请教佛家关于实相和幻相的说法。
先生说：“有心都是实相，无心都是幻相；无心都是实相，有心都是幻相。”
王汝中说：“有心都是实相，无心都是幻相，是从本体上来说功夫；无心都是实相，有心都是幻相，是从功夫上来说本体。”
王汝中的见解，先生表示赞同。当时，钱德洪还不太明白，经过数年用功，他才相信本体、功夫为一体。
然而，这种观点是先生依据王汝中的问题偶然论及的。我们开导别人，不一定非要引用它。
有一次，先生送两三位老人出门，回来坐在走廊上，面有愁色。德洪走上前去询问。
先生说：“刚才和几位老人讨论我的良知学说，真的像圆凿方枘一般，彼此格格不入。
这条道平坦得如同大路，世上儒者却非要它荒芜阻塞，终身陷入荆棘丛中还不知悔悟，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德洪出来后对朋友们说：“就算是老朽，先生也愿意去开导教诲，真是仁人悯物的心啊！”
先生说：“人生的大毛病，就是一个‘傲’字。身为子女，傲了，必定不孝顺；身为人臣，傲了，一定不忠诚；身为父母，傲了，一定不慈爱；身为朋友，傲了，一定不守信。
象与丹朱都是因为傲而品行不端，结果毁了一生。各位要经常领会体悟一个道理，就是人心原本就是天然的理。
天然的理精明纯净，没有纤毫污染，只是有一个‘无我’罢了。心中千万不可‘有我’，‘有我’就是傲。
古代圣贤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会谦谨。谦谨是一切善的基础，傲慢是一切恶的源泉。
先生说：“圣道最简单，最易实行，也是最精细最微妙的。就像孔夫子说的‘其如示诸掌乎’，人的手掌，哪一天不见呢?但是，当问他手掌上有多少条纹理，他就不知道了。
我说的‘良知’二字，一讲就能明白，谁不知道呢?但是，要他发现并显现良知，谁又能发现并显现呢?”
因而有人问：“这个良知只怕是无方位、无形体，所以令人难以捉摸。”
先生说：“良知就是《易经》上所言：‘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事物总是在变化之中，各种性质比如上下、刚柔等总在互相转换，没有固定不变的，当然也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准则，人要学习随机应变)。’
由此可知，(良知虽然人人具有，但良知遇到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致良知的功夫，也是千变万化的)，这个良知怎么能捉摸得到?把良知理解透彻了，也就成为圣人了。”
有人问：“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圣人是希望他的弟子帮助他吗?”先生说：“这也是实话。道原本无穷尽，问得越多，精微处就越能显现。
圣人的言论，原本很周全，发问的人胸中堆积疑虑，圣人被他一问，也就发挥得更加畅快神妙。
然而，如颜回那样闻一知十，胸中什么都知晓，又如何能发问呢?因此圣人只好寂然不动，无任何发挥，因此说‘非助’。”
邹谦之曾告诉钱德洪这样一件事：“舒国裳曾经拿一张纸请先生书写《孟子》中‘拱把之桐梓’那一章。
先生抄写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回过头笑着说：‘国裳读书中过状元，他难道是还不知道应该养身吗?但他仍要背诵这一章来警醒自己。’这时，在座的诸位朋友无不有所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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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
我们原本有一颗光明纯洁的心，因为种种的习染，变得越来越失去本来的样子，乃至于一个人一个样子，所谓“千人千脾气，万人万模样”。看起来每一个人有种种不同，可是本心又都是同的，这就是我们相通的那颗心。
在剩下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继续污染自己的心，也可以让自己的心开始越来越恢复纯净。
我是明明，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