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言“道”。
道，为何？率性也。性，为何？天命也。
如何对待“道”，修之也。修道，谓之“教”。
故，《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核心，在于“道”。即，《中庸》首章，说了“道”，它是什么，以及它的意义。
因为其言说“道”的中心和对象，皆是“人”，故，《中庸》之“道”，归根结底是人之道为何，以及人如何对待道。《中庸》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此之谓也。
故，“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亦言“道”乃属人。
又，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因此，孔子眼中，“道”，在一定情况下，“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而在另一些的情况下，“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道”，在孔子那里，本是普通人都可以接受的。因而，由“天命”开首的《中庸》，本没有标新立异的一定倾向。朱熹谓：“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此之谓也。
如朱子所言，则“道”不限于人，“物”亦然。但，总体来看，犹指人类社会间之事。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言：“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孔子之言“道”，与“德”“仁”“艺”并举，且将之放于首位，可见其对“道”之重视，亦可见知“道”之可行可闻。
《论语·公冶长》中，子贡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为子贡对乃师之教的感慨。如其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毕竟是进入到子贡的思想视野中了。否则，其何以知“夫子之道”之难得而闻？
又如，《孟子·离娄上》言：“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朱子《离娄章句上》谓之：“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
故，我们似乎可做这样的理解：先秦儒家的“道”，是源自社会、生活的思考；其如人行之路，自然而常见。
《老子》谓：“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如此观之，《论语》与《中庸》中，孔夫子对待“道”之态度，与此同。
《论语》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庸》谓“修身则道立”，“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中庸》言“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其所言“道”，本如此简明。
《中庸》之“择善而固执之”，正可与《大学》首章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相合。故，《大学》首章亦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依次而论，有了对于“至善”的“固执”，有了对于“善”的达成的“知”，则庶几便可以谓之离“道”不远了。
若说“修身则道立”，则需要探讨修身谓何。
《中庸》谓：“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事天。”如此，“事天”“知人”“事亲”，便为所以“修身”的应有之义，更为君子“修身”的阶梯。
《中庸》谓：“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由此，可以知道，“道”之立本于“身”之“修”，“身”之“修”本于“好学、力行，知耻”。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是《中庸》规定的“三达德”。“三达德”，是对于“身”的修养之功。具体而为，则应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又正与《大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相应和、相佐证。因为，“格物”则有“博学”，“致知”则在“审问”，“诚意”则求“慎思”，“正心”则需“明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无一不是“笃行”。
由此，则达到“善”，有一个过程。过程有环节、有先后。“道”，便在一种过程和结果的维度上，成为一种不得不然的定名，成为指导人、鼓舞人、吸引人达到“至善”之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