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是周代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准则。周武王灭商后，西周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相传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五六百年以后，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的事，还赞赏不绝。
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为了确保学以成仁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孔子进而又在学习态度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了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学而为己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或曰实现人生的理想人格化，乃是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而自然又是自我人生的本然需要，而非强制性的外在要求。基于此，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理应始终持以学而为己的学习态度。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表述，是《论语宪问》所载孔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此外，《论语》又载孔子曰——
“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这里也讲到了学而为己的问题。其意是说：即使自己学以成仁已经卓然有成，然而却未能得到他人的认可，作为君子，则不会为此而心生愠怒。这是因为，学以成仁乃是个人自身之事，是自我人生的本然需要，原本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即使不能被别人认可，君子对此又何怨恨之有？
其二是学以为乐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只要坚持不懈地学以成仁，人人都会日有所得而月有所进，从而不断体验到人生的愉悦与快乐。一旦实现了自我人生之仁，还必将能够体验到人生的真快乐、大快乐。这也就是说，所谓学以成仁，原本乃是人生乐事，而并非是苦差事。基于此孔子认为，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当然理应始终保持学以为乐的学习态度。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
此外，《论语》又载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从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注释来看，此章的句意是说：知道学习有益而学之，不如由于喜好学习而学之；由于喜好而学之，又比不上学以为乐者。据此可见，孔子这又是在特意强调，相对于学以成仁而言，学以为乐这一学习态度的重要意义。
其三是学而不厌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学以成仁的具体内容，涉及到人生的各个方面。相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总会有学得不到位的地方；至于觉今是而昨非的情况，就更是在所难免。因而学以成仁切忌自满自足。此外孔子又认为，学以成仁乃是终身之事，死而后已。伴随着人生阶段的不断演进，以及社会生活角色的随时转换，人生又总会不断面对新的学习课题，因而学以成仁又必须活到老而学到老。这也就是《韩诗外传》所载孔子曰——
“故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卷八）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孔子认为，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持以学而不厌的学习态度。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毕生勤学不辍，晚年依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孔子的人生实践，堪称为世人树立了学而不厌的楷模。
其四是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在孔子看来，“主忠信”（《学而》）是人生的立身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任何事情都必将难以做好。基于此孔子认为，在学以成仁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持以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论语为政》所载孔子曰——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这是在特意强调：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实事求是以求知的正确学习态度。《论语述而》又载孔子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其意是说：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人，自己对问题并没有怎么弄懂，却能凭空造作而立说；我则不是这样的人。孔子这显然又是在特意强调，实事求是学习态度的重要意义。
为了确保学以成仁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孔子进而又在学习方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这集中表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博学之。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或曰学为君子的学习内容，广而言之，可谓涵盖了人生各个阶段的各个方面；要而言之，则是首先活出君子的基本品性与德行来。这则决定了，学以成仁的最终实现，只能靠广泛而全面地学习人生来完成，而任何专科学习，都不可能担当此重任。
此外孔子又认为，他人的人生实践，对自己普遍具有借鉴与警示意义；因而从学习对象方面来说，学以成仁又理应普遍向他人博学之。孔子在这方面的具体表述之一，是《论语述而》所载孔子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自身的人生实践，堪称为世人树立了博学之的楷模。孔子不仅广泛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全面学习与培养自己的君子人格；而且不耻下问，广泛向他人博学之。用子贡的话说，这就是“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固定的）师之有？”（《子张》）
其二是学与思相结合。在孔子看来，学习贵在融会贯通，而切忌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礼记学记》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就是在强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融会贯通，独立思考必不可少。孔子因此而特别强调，学以成仁的具体实践，必须坚持学与思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表面看来，此章似乎是在肯定“学”而否定“思”，其实不然。孔子这其实是通过对一味地冥思苦想的否定，强调“思”必须与“学”相结合，二者不可缺一。
又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孔子对于学与思相结合的阐释，以此章最为典型。在孔子看来，如果只学而不思，则会迷失自我主体意识，乃至陷入无所适从的迷惘境地；如果只思而不学，则会迷失人生正道而误入歧途，从而陷于危险境地。两者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同，但其结果却是殊途而同归，都无法实现自我人生之仁。
其三是学与用（行）相结合。在孔子看来，所谓学以成仁，归根结底是怎么做（用）或曰怎么“活”的问题。基于此。孔子的“学习”观特别重视“用”的问题，始终强调为用而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而不可偏废。
例如《论语》所载孔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其中所谓的“习”，就是指“用”而言。
再例如《孔子家语好生》所载孔子曰——
“君子有三患……既得学之，患弗能行。”
孔子这则是在明确强调，学以成仁必须是学以致用、学用结合。
又例如《论语公冶长》载曰，“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又）闻。”其意是说：子路勇于践行，学了就会马上去做；如果一时还未能做到，这时子路就会担心，唯恐老师又要为其讲述新的学习内容了。子路的这一具体表现，又从侧面反映出了，孔子“学习”观对于学用结合的高度重视。
对于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学习方法，《中庸》做了简明概括。此即——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意是说：广泛地学习人生，详尽地探究之，谨慎地思考之，明确地分辨、认定之，坚定而切实地践行之。其中的“审”“慎”“明”三项，属于学与思相结合方面；而“笃行之”，则是对学与用相结合的概括。《中庸》的这一简明表述，显然符合于孔子的思想实际。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