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创作者：冯雪聊历史
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没有之一，唐朝做到了万国来朝的盛世，但中国有句老话，盛极必衰，这是每个朝代都不可避免的情况，包括唐朝，唐朝自从安史之乱后，开始走向衰落，外有吐蕃等外敌入侵，内有奸臣、权臣当政，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唐朝将走向何方？接下来跟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唐代宗在位共计十八年，用过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四个年号，大历这个年号用得最长，共用十四年。唐代宗即位之初，可以说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先是清除了李辅国，继而又平定了史朝义，上了尊号，接着就发生了吐蕃入侵，东幸陕州，几乎亡国。而后又是仆固怀恩之乱，崔旰、周智光叛乱，经过这一番惊吓，唐代宗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中兴大业，朝廷还需进一步积蓄力量，要走的路还很长，不可能急于求成。唐代宗在即位之初，就曾经屡次颁发诏书，称自己的施政纲领要贯彻“大中之道”，要言之，大中之道强调的是中庸、平和、均衡。
当唐代宗认识到如今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消灭河北四帅把社会秩序恢复到盛唐状态时，他选择了退让，在政治上强调平稳、因循，正如《刘晏传说的那样：“当大历时，事贵因循。”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对于地方节度使，只要你做得不是太过分，唐代宗都能容忍；对于朝廷群臣，同样也是如此，只要没有威胁到皇权，唐代宗也往往选择隐忍；对于异族仍然是这样，为了不再起兵戈，唐代宗主动向吐蕃派使者求和，对回纥人的张扬跋扈，也是一忍再忍。
如果要把大历年间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大历元年（公元年）到大历五年（公元70年），唐代宗除掉鱼朝恩；第二个阶段，从大历六年（公元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年）唐代宗除掉元载；第三个阶段，从大历十三年（公元年）到大历十四年（公元年）唐代宗去世。
唐代宗深谙平衡之道，严防朝臣一支独大威胁到皇权。在大历初年，当神策军出身的周智光一再违法乱纪时，唐代宗一直隐忍不发，除了不想在京城旁边再度引发大的动荡之外，很大因素就是唐代宗想以神策军一系牵制郭子仪的朔方军，因此，当郭子仪多次请求讨伐周智光时，唐代宗并没有答应，他考虑的当是除掉周智光后可能会便宜了郭子仪。一直到周智光利令智昏，闹得太不像话之后，唐代宗才下了除掉他的决心。果然，在大历二年除掉周智光后，郭子仪的威名更盛，势力也更大了，这当然不是唐代宗乐意看到的。因此，在郭子仪入朝后，唐代宗不惜花大本钱，让宰相元载、王缙和鱼朝恩等人轮番宴请他，代宗本人对郭子仪也表现得尊崇有加，不再直呼其名，这种过分的尊崇看似好事，其实不然。
而恰恰就在这时，郭暖与升平公主又发生了矛盾，郭暖口出狂言，称其父并非不能当皇帝，而是嫌弃皇帝之位不愿意当而已！《醉打金枝》唱出唐代宗的“宽厚”，但实际上唐代宗之所以如此，也是出于无奈，虽然唐代宗宽慰郭子仪，但说实在的，郭嗳说出此忤逆之言，郭子仪理当将郭暧送到朝堂问罪，即便是唐代宗予以赦免也行，但郭子仪仅仅杖打郭暖而已，以私刑代替国法，当时的军阀目无尊上之风由此可见一斑。郭暧之言肯定深深刺痛了唐代宗的心，所以他才流下了眼泪，此后郭子仪对郭暧轻描淡写的处理，说明他并没有谢罪的足够诚意，怎能不令唐代宗感到失望！
于是，仅仅数月之后，到了大历二年十二月四日，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人扒了！史称，此案发生后，有关部门组织人力四处搜捕，却查无所获。社会上就散布一种流言，称鱼朝恩素来与郭子仪不和，怀疑是鱼朝恩派人挖掘的。郭子仪从奉天返回长安，朝廷上下都担心会出现变故，一时之间，京师风声鹤唳。郭子仪面见唐代宗时，唐代宗主动提及此事，郭子仪流着眼泪说道：“臣长期带兵，不能节制士兵士兵们经常挖掘他人坟墓，发生今日之事，实在是上天的惩罚，不是人为的。”听了郭子仪这番话，朝廷上下这才放下心来。
鱼朝恩会不会是幕后主谋呢？年初鱼朝恩的部将周智光刚刚被唐代宗拿下，鱼朝恩正夹着尾巴做人，而郭子仪统领大军在外，鱼朝恩怎能无端开罪于他？况且，既然大家都知道二人有过节，鱼朝恩更该避嫌，怎敢贸然行事？那么，今天看来，谁最有可能盗掘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呢？这就看坏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对谁最为有利了。根据中国传统观念，祖先的坟墓对于后人是有荫庇的，阴宅风水决定了后人的气运，信奉旁门左道、阴阳术数的唐代宗对此不会不知。对于唐代宗来说，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既让郭子仪继续替朝廷效力，又不能让他改朝换代，派人盗掘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就成了迷信的唐代宗的一种选择。
鱼朝恩统领的神策军和郭子仪统领的朔方军是唐代宗赖以依靠的两大军事力量，如果神策军和朔方军联合起来，势必架空唐代宗和朝廷文官系统。因此，事发之后，唐代宗又指使他人栽赃于鱼朝恩，让鱼朝恩和郭子仪二人产生隔阂，自己正好可以分而治之；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唐代宗也许已经有了最好让郭子仪趁机率领朔方军除掉鱼朝恩的打算，因为，唐代宗也不是傻子，对比鱼朝恩和郭子仪二人，他觉得宽和的郭子仪比狂妄的鱼朝恩更容易接受，所以说，此事幕后最大的黑手极有可能就是唐代宗本人！
耐人寻味的是，当唐代宗在郭子仪面前主动提及此事时，郭子仪也许已觉察出了什么，他当然不愿拿自己家族和朔方军的命运给唐代宗当枪使，与鱼朝恩死磕，只是把这场家族灾难归结于天谴，巧妙地让自己脱身于鱼朝恩与元载以及唐代宗复杂的矛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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