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思维结构不仅塑造了特定的知识和科学，而且也直接塑造了一个特定民族的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
从信仰上看，而古代中国人一般不需要外在的寄托而能坦然面对生死，处理日常事务。
他们追求的也不是外在的征服，而是内在的超越。马克思说：
“宗教是无奈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
我们中国人的心灵从来就不是孤独的，入世则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出世则回归山林，落得逍遥自在。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也不是无情的，进则能够体会人间冷暖，退则可以欣赏落花流水。
所以说，中国人心中没有给上帝这个人格神留出位置。
西方人为什么信上帝
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宗教精神不浓。尽管，后来也产生了本土宗教--道教，至于佛教则是外来的，反而得以发扬壮大。
当然，宗教精神不浓厚未必是什么坏事情，正如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样，本身仅仅具有事实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优劣。
但是，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历史、经济因素，还应该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
对中国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阴阳”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则，呈现出异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态。
线形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民族，总是喜欢“刨根问底”和“上下求索”。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和信仰上。
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西方人总是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研究宇宙的规律。这才使得西方产生出了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
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向往天堂，而把现实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在这个方面，伊甸园的神话是富有启示的。
《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
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
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惟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
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被惩罚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也不能进入天堂，人必须一生一世都要为自己偷食禁果承担代价。
于是，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悲剧：
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像天使一样纯洁的是人的灵魂，而像魔鬼一样罪恶的是人的肉体。
人的一切贪念、欲望都来自于这个沉重的肉身，而牵引着人向上飞升的总是灵魂。
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
我们肯定被要求把人类作为宇宙的精选成员，最智慧的存在！但是事实上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大部分人保持中庸。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意思是说：“天使”在人心中，“魔鬼”也在人心中。“天使”能生出理想、诚实、爱心、正直、廉洁、无私、欢乐……“魔鬼”能生出邪恶、残暴、冷酷、奸诈、贪婪、嫉妒、狂傲……“天使”会变为“魔鬼”，“魔鬼”也会变为“天使”，这虽然算不上什么规律，但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
人的理性和智慧决定了他本身是危险的动物。人类在其完满时，是最优良的动物，但是如果违背法律和正义，他就是一切动物中最恶劣的；因为武装起不正义是比较危险的，人天生具有武装，这就是运用智慧和德性。
他可以把它们用于最坏的目的。所以，如果他无德，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动物。
没有那些非正义的事情，人们就不认识正义的名字。正义和非正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正因为有“魔鬼”的存在，人们才愈加感受到“天使”的善良和可爱，从而激发人们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地去追求真、善、美；同样，没有那些正义的名字，人们就难以辨别非正义的事情。
也正因为有“天使”的存在，人们才愈加感受到“魔鬼”兽行的可憎，从而激发人们毫不留情地去同假、丑、恶作斗争。
人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人有一个肉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猪也有“肉体”，但猪意识不到，所以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烦恼。
而人有“肉身”，自己还能意识到，并且终生的劳作就是要摆脱这个沉重“肉身”的原罪。
但是，摆脱“肉身”不是消灭“肉身”，因为人生的大限就是肉体的消失——人的死亡。人的死亡是毁灭，而不是拯救。
但是，人迟早要死亡，这是逃不掉了。死亡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
“人生在世，不过是行色匆匆的旅客。”
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
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显现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世界的神秘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就这样，西方人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过是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
于是，肉体/灵魂、天堂/地狱、今世/来世、此岸/彼岸、有限/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人只有在尘世生活中不断地朝向上帝，不断地体会“神”和“上帝”显示的一切，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
马克思曾经对宗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对西方人而言，现实正是无情的，人生也恰是无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注定了一生的劳作才能换来救赎。而这种救赎必须尽量摆脱罪恶的肉体。
基督教教义正是这么说的：
“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
这个说法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昭示着人的幸福不在现实中，而在通过信仰朝向上帝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复乐园》，对这一点将会有更为形象的认识：
里面不仅有高高在上“天堂”，还有十八层以下的“地狱”。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因果报应”。“天堂”和“地狱”，正是线性思维的产物，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也正是来自于“因果”的思维结构。
由此看来，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对他们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却不能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生活就没有了依托，人生就失去了根本。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正是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
而正是世界给了自己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
当年尼采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言时，对西方人信仰的冲击和动摇，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是远远无法体会的。
对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维也是密不可分的。
西方之所以有着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固然有着地理、经济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线性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阴阳鱼”式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
敬鬼神而远之
同西方的思维结构不同，我们东方文化的思维不是因果的、线性的、历时的，而是以“阴阳”为核心，是双向的、共时的、双向的。
这种思维结构使得中国人对外在的超越没有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此岸世界的活生生的生活中。
和西方人相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劳作不是为了“讨好”神，而是通过“讨好”神来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的需要。
一些人经常去庙里拜佛烧香，其实她们的目的一般都很功利，无非是求吉避凶，多子多福。
佛教刚开始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太感冒的。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内容。
比如观音菩萨，本来是佛教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菩萨，就是因为她能“送子”，才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神灵。
而且，中国人向来是“只羡鸳鸯不羡仙”，挂在嘴边上的是“高处不胜寒”，而且对于怪、力、乱、神之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是存而不论、避而不答。
正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态度就是如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季路想问问老师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
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对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
《论语·乡党》中还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
可见，正是在“阴阳”思维的影响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不搞形而上学，也从来不会追问“本原”、“上帝”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放在了人和社会的关系整合和处理上。
儒家却在这种“阴阳和合”的过程中发现了人和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一方面，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另一方面，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天下”。
于是，在儒家那里，“阴阳”这个抽象的概念符号已经被“父子”、“君臣”这些具体的人伦关系所代替了。
在儒家眼里，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的正是一种阴阳关系：矛盾的双方互补但又无法相互代替，正所谓“和而不同”。
因此，二者必须安于其“位”，而不能彼此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样一种阴阳互补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只有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位置占好，才能稳定社会的秩序，做到亲而有礼，爱而有差。
就拿君臣关系来说吧，君为阳，臣为阴，二者的角色必须分清，主从的关系必须明确，切不可“君不君，臣不臣”，乱了纲常，坏了礼法。
另一方面，阴阳不能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君虽为人主，但也有依赖臣民的一面，否则就是“光杆司令”。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忘；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
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正是在这种“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阴阳关系中，儒家才能将人的有限生命同无限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将个人的价值同其密切关联的社会关系结合在了一块，而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把生命的价值和皈依投向上帝。
也因为此，我们的民族建立起来了一个“世俗伦理”的宗法社会，而不是一个靠“上帝”和“神灵”维系的宗教社会。
在血缘维系的宗法社会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向外超越寄托人生了，温情脉脉的社会大家庭足以弥补个人的孤独感。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阴阳关系的发挥是有点片面了。因为《周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并没有对“阴”或者“阳”打上价值的烙印，更没有区分开二者的贵贱优劣。
可是儒家却硬生生地将“阴”和“阳”之间这种事实上的差别加以伦理化、秩序化了。
为什么君就是“阳”，而臣就是“阴”呢？男女所代表的阴阳本来相反相成，互通有无，为什么孔子偏偏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呢？
其实，儒家思想在今天遭到诟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吧。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管孔子的初衷是什么，这种思想在表面上看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这种思想笼罩下的古代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出现人格平等的“民主”思想的。当然，“民主”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
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在古代儒家思想里不可能引申出西方式的“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契约关系的确立，而契约关系显然是对血缘关系的破坏。
当代新儒家倡导“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这里的“新外王”不过是“民主”和“科学”的翻版罢了。正因为此，新儒家的努力最终也没有挣脱失败的命运，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随意引申。
所以，在中国滚滚流淌的历史长河中，最终留下来的是宣扬“爱而有差”的孔子，淘汰的却是歌颂“兼爱”，带有鲜明民主色彩的墨子。墨子的思想不伟大吗？
非也。正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特定境遇和历史，使得孔子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最终淘汰了墨子。真是时势造英雄！
但就思维方式而言，所谓的“兼爱”、“对等”好像和中国人的“阴阳”思维也是有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