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讼”与“诉讼”相对立，是指遇到纠纷后选择和谐处理，不提倡“诉讼”解决问题的价值观念。
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心也使无讼乎”。
孔子的意思，我审理案件的标准和别人是一样的，但我的目标是使人们不争着来诉讼；追求让人们在发生纠纷时采用“非讼”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不主张利用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这是德治理念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现。
即使在法治相当成熟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的意识中潜藏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价值趋向；这也是“非讼”的观念对现代人的影响。
为什么民众普遍有诉讼为非的观念，为什么“非讼”的意识能在长达几千年的社会传承中一直为人们所接受并坚持？
这并不是诉讼意识淡薄的体现，而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思想观念，而这种观念同时获得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引导，有的君王甚至以“无讼”作为自己治下太平与盛兴的评判标准。
“非讼”意识背后是传统文化植入个人价值观的结果，这种意识在和谐的外衣下得以植根和发展，但却不可忽视的是其对法律观念带来的冲击；当然“非讼”意识的深植有利于和谐的构建与传统美德的弘扬，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
01
“非讼”意识是儒家思想“中庸”观的体现
在提倡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中，“非讼”其实就是“中庸”思想的一种选择。
《礼记·中脂》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关键就是“不偏不倚,调和执中”。这样来看，中在法律上有中立、中间、中和的意思，就是当发生纠纷后，有中间人可以中立的去中和纠纷，这样纠纷便可以和平的处理，达到和气的目的。
从道德上看，中庸是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的体现；从社会治理看，中是分析一切矛盾，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正确的方式与手段，这样中庸思想的价值传承体现在法律意识上就出现了“非讼”的观念。
而且在德治文化的引导下，“非讼”行为本身就可以成为传统道德的典型模范，成为人们争相传颂的美德故事，这就为“非讼”意识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当这种意识被道德所提倡，同时又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那么就有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和道德修养的评判标准的可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自然而然的会让人们崇拜和发扬不去诉讼、不用诉讼、不敢诉讼的“非讼”意识。
在中庸思想的指引下，古代统治者们无不将“无讼”视为法律秩序良好的最高要求；地方官员就会以减少诉讼为己任、为己政绩，去寻求上层的认可；这样非诉讼的价值观念从上到下就获得了提倡，全社会在治理上追求“无讼”的境界，君王也会以“德君”自称，发展起来就是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礼治社会的体现。
02
“非讼”意识体现在传统哲学上，是符合“天人合一”和谐理念的要求的
在古代的文化传统一直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强调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符合天意，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便是和谐。
而为了迎合“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人们和谐观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要以“非讼”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与“中庸”是相映成趣的。
董仲舒说：“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
将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相对应，就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良好阐释；进而演化出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的价值理念，就不足为奇。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发展起来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成为了顺应天势，值得倡导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观念下，将法律实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自然要体现和谐的要求，那么“非讼”的意识就会应运而生。
同时，在经济不是太发达，信息交流不是十分快速的古代，诉讼纠纷是民众讨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