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论述君子之道的时候，不仅阐释了其一般本性，而且也说明了其具体的规定。君子对于道的认识和实践并非一种神秘的玄虚的经验，而就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就是与他人的交往。
虽然君子之道不同于且高于小人之道，但它自身还包括了差异，尚需要区分。与一般的君子之道不同，圣人之道是一个特别的君子之道。甚至可以说，圣人之道是君子之道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所谓圣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而是一个特别的人，是天人之间的一个王者。这在于他能通天人之际。一方面，圣人怀有至德，以此能通达至道。另一方面，至道不是降临于他处，而只是降临于至德的圣人。圣人能倾听天地自然的声音，并将这种声音的意义传达给人。作为一个圣人，他既追求道德，也探讨学问。
但在历史上，人们曾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发生争论。有的强调尊德性，而有的则强调道问学。其实，君子之道无所偏废，是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统一。因此，他既是一个仁者，也是一个智者。作为如此，圣人既达到最广大的地方，也深入到最细微的处所；他既位于高明，也处于中庸。可见，圣人与天地同体，和万物合一，而贯通一切。
《中庸》在论述君子之道的时候，不仅阐释了其一般本性，而且也说明了其具体的规定。君子对于道的认识和实践并非一种神秘的玄虚的经验，而就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就是与他人的交往。《中庸》将君子之道分成了五达道，三达德。“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五达道是五种通达的道路，亦即五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它分别包括了国家、家庭和朋友几个层面。但它基本是家国同构，国家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在这些关系中，每一关系的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差异和等级序列。一般而言，关系方的前者是规定者，而后者是被规定者。
但如何实现这五达道？关键是关系中的每一方都遵守这个关系的既有的约束，而成为其自身。正如一般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就是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每一个人都按照其本性去作为。
三达德是在实行五达道时所要求的三种普遍的德性：智慧、仁爱和勇敢。它们是一般人性最主要的美德。三达德不仅为中国思想所突显，而且也为一般人类思想所强调。但《中庸》所说的三达德主要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人伦关系中所表现出的美德。它们是一个人对待他人时的德性。因此，知就是知人，爱就是爱人，而勇也是勇于去做一个君子，而不是做一个小人。
《中庸》还指出了如何实现三达德。好学能获得智，力行能达到仁，而知耻能变得勇。好学是学习知识。但不仅是学习关于一般事物的知识，而且是学习关于道的知识。一个懂道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力行是实践仁爱。人们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而且爱天下的人。一个行仁的人当然是一个仁者。知耻是知道耻辱。人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明白了这个界限，人就会对于该做的事勇敢而为。一个敢于行为的人就是一个勇者。
《中庸》在五达道和三达德之外，还陈述了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九经就是九个主要纲要。“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九经作为治国的纲要包括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被治理者，另一方面是治理者的治理本身。被治理者从自己出发，经家庭，到国家，最后到天下。它由己及人，由近到远，由小到大。治理者的治理本身虽然都表现了仁爱的同一性，但对于自己和不同的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九经是一个从修身、经治人、到治国家天下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程序性和可操作性。但其中修身是根本。这在于修身就是修道，就是走在君子之道上。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